•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情仇

  • 发布时间:2017-08-21 22:08 浏览:加载中
  •   苏东坡殡葬完他的父亲,并守了三年的丧,终于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二月,从家乡四川回到阔别已久的都城开封。

      也是这年,也是这月,王安石被宋神宗赵顼任命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这就是说,新登基的年轻皇帝决定赋予他足够的权力,来掌控国家,以推行新法。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变法,就在这年,这月,大张旗鼓开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改革,不过,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到康梁百日维新的改革失败来看,商鞅败于贵族夺权,张居正败于死后清算,康梁败于保守势力,对立面都是坏蛋;只有王安石的失败,是个异数。他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声名狼藉之徒,他的反对派,无一不是正直高尚之士。试想,这样一台戏,王安石再蹦再跳,再吼再叫,能唱得下去么?苏东坡,就是建议他拉倒吧、歇手吧的众人中的一个。

      也许这是巧合,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他回来得一是恰逢其时,一是恰逢对手。从此,按《宋史》所说,他就“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一直走下坡路。说句良心话,虽然王安石是他命运中的第一个克星,但王先生只是防着他成为自己的劲敌而已,对他尽管火大,收拾过他,打击过他,倒也并不想置他于死地。不过,后来,那些尾随王安石而扶摇直上的新贵,则是恨不能将他送上断头台的,民间谚语中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个意思了。

      开封的二月天,蔡河尚未解冻,初春的风吹在脸上,确有一点点冷冽。不过,年年如此,岁岁相同,中原地区总是这样送走寒冬,迎来春天。也许文人的神经细胞发达,也许他们很容易表现出敏感,事隔三年,苏东坡重又回到这座城市,忽然觉得有一股寒飕飕的气氛,裹胁着他,好一个不自在;王安石呢,也如此,自打上年七月来到东京,居住了大半年光景以后,这位长年生活在金陵的人,还是不能适应北方初春的冷意,背脊有些发冷,一种瑟缩感在压迫着他,与苏相似,同样好一个不自在。如果说,苏东坡的冷,只是因为他注意到一小部分人,那眼神变得严峻起来,甚至有意对他回避;那么,王安石的冷,则是他发现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他的猜忌,对他的拒绝,一如他刚来到都城那样,依旧寒气袭人,毫无变化。

      历史,大概是个有趣的老人,很爱开玩笑,就在北宋王朝大变化的前夕,非要在这个凄凄寒寒的二月天,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这两位掰过腕子,赛过高低,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绝说不上是朋友,但也说不上是敌人的两位,硬碰硬撞在皇城丹凤门前的通衢大道上。

      那场面,两人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平素间没有私谊,也就没有来往,属于“敬而远之”,属于“河水不犯井水”,属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泛泛之交,甚至连“泛泛”也谈不到。不期然地在此相遇,不免一番尴尬。开封作为宋朝的首都,那制度是前朝政府厘定的,后周的世宗柴荣是一位英主,气魄很大,志向很远,所以这条北至玄武门,南至朱雀门,再到南薰门,纵贯全城的长街,长而且阔,宽加之广,相当壮观。只是由于黄河多次决口,如今早沉积湮没在城市地底下了。这两位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但世事偏是这样蹊跷,你想他俩碰头,也许凑不齐,你想他俩回避,却歪打正着。一是王安石向来不讲究礼仪,轻车简从,信步走来;一是苏东坡刚刚由蜀返京,没带随从,无人招呼。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只好抱拳作揖,寒暄两句,随后,各走各路,扬长而去。

      王比苏年纪大,身份高,按理,应该先开口,对他老爹的辞世,表示一点哀悼之意,对他守丧归来,说几句慰问的话,节哀顺变啦,化悲痛为力量啦,也是情理中事。但王安石是个伟大的人物,从梁启超誉他为三代以下,中国惟一的完人起,到批林批孔,评儒评法,将他捧上法家的尊位止,越来越伟大了。可是,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往往也有其渺小之处。伟人要思考大事,关注宏观,自不免忽略细部,疏失碎微。其实,他的同时代人,也说他是一个“好学泥古”,“狷狭少容”的有相当呆气的先生。估计王安石未必会对苏轼的殡丧归来,多么在意,也不会对苏老泉当年与他的芥蒂,抱有成见。此时此刻,除了变法大计外,任何事物,都不在王安石的视野之中。虽然,苏洵早年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辨奸论》,很多资料证明系伪托之作,但后人为什么要假借他的名义,由此推断,苏洵跟王安石的有所不协,而王安石因此对苏氏父子存在牴牾,当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也是他们两位宁肯少说一句,决不多待片刻的深层原因。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再没有比在这两位文人的身上,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了。

      苏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四月,苏轼上书,为父求官。此事,南宋邵博的《闻见后录》说,载于《英宗实录》的说法,为“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而载于欧阳修《志》的说法,为“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邵氏认为,所以有此差异,《英宗实录》为王安石撰,他对苏洵、苏轼父子不感冒,故而直书“求赠官”。欧阳修与三苏交往密切,通家情谊,笔下遂有“哀之,特赠”的衍溢之辞。其实,王安石大可不必赤裸裸地、狠呆呆地说得这么白,这么直,来出苏东坡的洋相。苏轼请求英宗恩赐其父一个稍微响亮一点的官位,人子之情,无可厚非。看来,王安石对苏东坡之耿耿在怀,除了政治上的异同,情感上的隔膜,文人之间的较量,也是他与苏轼始终相左的根本。

      明人茅坤倡“唐宋八大家”说,苏门父子三人均在其中,可见苏洵的道德文章,学问著作,不但为时人所崇,后世亦颇具影响。但他仕途不顺,多次应进士和茂材试,皆不中,遂绝意功名,自托于学术。这也是中国许多文人,在功名上碰壁以后不甘沉沦的出路。问题在于你找到了自己,你活着的时候,可以依靠学术成就,从此傲岸于世,不买谁的账;可你死了以后,就由不得自己了。你的儿子,你的家属,就得按传统礼教,世俗常规来办理后事。苏洵终身未第,惟有“试秘书省校书郎”,和“霸州文安县尉”这样官卑位低的衔头,实在拿不出手,上不得台面。中国人之死要面子,是出了名的,于是,苏轼向英宗张嘴,请求给予这点哀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苦衷。老实讲,“光禄寺丞”,算个狗屁?即使实授活着的苏洵,也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散官。何况死后追赠,纯系顺水人情,大家心里明镜似的,大宋王朝别的不多,这种有名无实的官,多如牛毛,谁稀罕?只不过王安石先生偏要咬文嚼字罢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欠缺一点厚道。

      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文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了。一部文学史,不管厚如城砖,还是薄如蝉翼,上面记载着的,都是文人看不起文人的相轻史。因为中国文人,大度者寡,是非者众,胸怀宽广者少,小肚鸡肠者多。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挺能装蒜;私底下,孰高孰低,谁强谁弱,猴精猴精,无时无刻不在盘算之中。王安石这样写,我们叫现实主义,欧阳修那样写,我们叫浪漫主义,都没有错。话说回来,为苏轼设想,他有非这样行事不可的道理,将其父骸骨从开封运送到四川老家眉山,舟船辗转于江河川汉间,千里之遥,若得不到沿途地方官员的帮助,不知该如何耽搁时日?因此,只有讨了这个“特赠光禄寺丞”的虚名,才有“敕有司具舟载丧归蜀”的谕旨,他之迟迟未行,就为等这张派司,尽管如此,经水路扶柩回乡的他,还是用了十个多月的行程,直到次年的四月,才抵达眉山。

      接下来,当然就是安葬;再接下来,当然就是“丁忧”。

      封建社会,强调忠孝,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嫁娶,不赴宴,不应考,名日“丁忧”。也就是说,苏东坡要守丧三年后方可复职。这种“丁忧”制度,有时会弄得当事人很扫兴,很尴尬。第一,噩耗传来,二话不说,立马辞掉差使,回籍泣血稽颡,寝苫枕块,工作没了,饭碗丢了。第二,守丧三年,不上班,不做事,隔绝官场,远离同僚,顿成一个虽然还顶着乌纱,但已是有名无实的官场植物人。整整三年,该走动的,该联络的,该鞠躬致意的,该磕头烧香的,这些为官必做的基本功,统统放下不练,且不说经济上的损失,守丧以后,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其可能性还有多大?尤其大宋王朝,冗官为其积弱不振的原因,你还没有站起来离开这把椅子,就有好些竞争者觊觎你出缺的位置,所以“丁忧”,常常成为官场倾轧的一种手段。

      不过,苏轼,是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倒没有太多往这方面想,因为他心里有底。治平二年学士馆试策后,入直史馆,是宋英宗赵曙的特意安排。按皇上的意思,“即欲便授制诰”,要重用和大用,被宰相韩琦拦住了,认为拔擢过快对年轻干部不利。宋英宗让了一步:“知制诰既未可,且与修起居注,可乎?”韩琦还是不同意:“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所以,苏在史馆中,实际是接受皇帝差遣的贴身秘书,属于能够出入内廷的特殊人物。因此,握有出入内廷腰牌的他,才不在乎别人借丁忧之事来挤对他。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七月,正式除丧,在原籍又滞留到这年的十月,才动身回京。一是他入直史馆,在别人眼睛里看来的良好前景,二是他诗词文章,在别人心目中留下的响亮名声,如此一个红人,一个名人,走到哪里,会少了旧雨新知的迎来送往呢?何况苏东坡又特别地爱吃这一套,受用这一套呢?就像如今那些大红大紫的文化明星,到处招摇,骗吃骗喝,快活得不行一样,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处于亢奋状态。再加之粉丝的包围,慕名者的崇拜,狗仔队的跟踪,那感觉真是好极了。所以,这次行程,走的是陆路,本想图快一点的,但应接不暇的他,竟“优哉游哉”地逛了四个多月,直逛到熙宁二年的二月,才回到京师汴梁。他的一行车骑,满载着朋友的馈赠,沿途的特产,在其开封寓所南园的院前停下,尚未完全卸下,估计他的家人,他的亲友,马上就会告诉他离京三年期间,在首都发生的大事小情。虽然,千头万绪,说来话长,但总结起来,无非四条:一、英宗死了,二、神宗接位,三、王安石来了,四、马上实行变法。这四大变化,让苏东坡有兜头一棍之感,心底里多少有点发毛。

      南宋人李焘,用力四十年,据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帝王的起居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不知为什么,独缺神宗熙宁二年的这一卷。因此,苏轼回到都城,循例请求复职的报告,递上去以后,迟迟不见复文,在此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在元人脱脱主编的《宋史·苏轼传》中:“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也看不出什么周章。不过,从他一封给友人子明的信中:“轼二月中,授官告院,颇甚优闲,便于懒拙。”可想而知,苏轼的职务虽然恢复,薪俸如数照领,但三年前那样进出掖庭,奉承圣意,或草诏书,或拟敕令,时刻待诏于英宗陛下的荣幸和特权,随着大行皇帝而一去不再。这种“优闲”、“懒拙”的牢骚,反映出他交出腰牌的失落感,看出他远离天颜的闹心程度。

      在所有的帝国体制里,上至王公大臣、皇后贵妃,下至百宫佐僚,太监宫婢,能够得到帝王宠幸者,无不费尽心思固宠,无不竭尽全力排他,让皇帝老子永远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在当代社会里,哪怕一个科长,一个村长,一个小老板,一个下三烂的评论家,都会有他们的亲信、马仔、跟屁虫和狗腿子的。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生怕别人挤进来的。王安石是伟人,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伟人也是人,他怎么能够允许苏轼进入神宗的视线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纪轻;第二,此人名声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觉得这位后起之秀,有点轻狂,有点嚣张,若是给他出入宫禁的方便,若是给他左右天聪的机会,能指望这个在学问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学上胜过了自己的苏东坡,对他的改革,对他的变法,唱赞美诗么?

      那年,苏东坡三十四岁,王安石五十一岁,相当今天80后作家与知青代作家的年龄差距,按理说,基本不搭界,也就不会太计较。可是,从二月起,宋神宗几乎将整个大宋王朝,托付给这位改革家,由着他大展拳脚。值此权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际,可以想象他很忌讳他与神宗皇帝之间,出现第三者的。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应该是一个高明的谋略家,精明的权术家才是,冲他把苏东坡放在心上,证明他还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与他平级而且资深的司马光,其次是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曾作过“平章事”,也就是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的重臣,至于欧阳修,至于苏东坡、自郐之下,统统不在他的眼中才对。苏轼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文联、作协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团委员而已,哪怕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哪怕出入有小车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眼前有闪光灯啪啪作响,手中有麦克风可供开讲,那也无法与职务相当于国家总理、副总理级别的王安石相比。

      已经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导,兼国策顾问的王安石,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比自己小十七岁的苏轼呢?

      这就是文人无法超脱的较量情结了。在文学史上,苏的名声要高于王,苏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与其说他是政治家,还毋宁说他是一辈子搅进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霉蛋,更为确切。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王的名声要大于苏,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学家。可这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熙宁二年尚未出现这种说法,但王安石并不认为自己文学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学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视作较量的对手。反过来,苏东坡也不能承认他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个二流政治家,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当他被逼到墙角,有什么理由不与这个一流政治家王安石,进行旗鼓相当的角斗呢?丁忧三年回来,这样轻易地被王安石从牌桌上拖下来,逐出于权力游戏之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当然不能咽下这口气。抗争图存,改变劣势,是人类进化的物竞天择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官员们,在其位谋其事的必然规律。他会想,如果英宗在,当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龙椅上坐着天纵聪明、圣心独运的神宗陛下,也不是只许你一个人巴结,而再无别人趋前的份?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当代的政治口号,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汉子精神,苏轼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年的五月份起,连续上书,如《谏买浙灯状》,如《议学校贡举状》,终于得到神宗的召见。在其随后的《上神宗皇帝书》一文中,说到这次与赵顼的对话,两人似乎交谈得很融洽。这年,神宗二十一岁,年龄段接近于苏轼,趋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许这是王安石担心的因素。果然,赵顼很开明,很开放,“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据此,“臣即对日,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苏东坡逮到这样一个进言的机会,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直奔主题。虽然,没点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涂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锋芒所指,不得不“颔之日,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说到官场斗争,只要是这种你背后整我,我背后整你的小动作,就不能以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不善良这些通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因为其中所夹杂着的个人意气,嫌隙是非,私衷隐情,偏颇怨尤之类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货色,很难以好、坏、对、错来判断。苏东坡是否还给神宗说了一些未便在这篇文章里和盘托出的东西,后人自然无法了解,但王安石显然获悉一些情况,才赶紧跑到神宗那里去消毒。现在回顾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爱可笑之处,只要一碰上苏轼,就捺不住地神经质,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现出文人的气质来。

      看来王安石虽是伟人,更是常人,他还真是急了,据《长编拾补》卷四,此人进宫,直通通地就问神宗:“‘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王安石也不在意这种教练训斥球员的口吻,神宗听了能否受用,幸好这位陛下指着他变法图强,来挽救这个帝国,也不好太在意这个说话不拐弯的参知政事。不过,还是建议王安石:“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没想到,本来面孔赭黄的王安石,益发黑沉下来,一脸墨色地说:“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神宗此时需要王安石大于需要苏轼,也就不再坚持起用先帝重用过的才子。

      过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举谏官,张方平举李大临与苏轼,神宗估计王安石会亮红灯,干脆压下。

      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难,如果苏轼聪明,适可而止,这位同行也许会高抬贵手,给他一条出路。可苏东坡属于那种比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点头可以,鞠躬办不到,问好可以,请安绝不会。你可以说苏很傲岸,你也可以说苏有骨气,中国文人患软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虫。王屡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压苏服,想让苏服,苏还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虽然这是一次临时差使,他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现了他对王的反抗。这种文字游戏式的反抗,根本不顶屁用,但是,一个人连这点不顶屁用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岂不是太窝囊、太孬种?这是一道极具反讽意味的策论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试题一发到考生手里,无不会心而笑,连贡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来了,王安石哪里能忍受这样公开的挑战,大冒其火。

      所以,接下来的十月七日,司马光上书,举荐苏轼为谏官,这本是极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对与他平级的同僚提出来的方案,照样也给毙了。

      十一月初六,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苏轼,无论如何,苏轼是他爷爷宋仁宗选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赏识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来反对,把他对苏东坡的不满,大大地宣泄了一通。据《长编拾补》云:“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检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并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他的这番怨言,既有不实之词,也有道听途说,但更多地让我们窥见其内心深处,撇开政治之外的那种文学家的较量。他提到的苏作《贾谊论》与他作的《明妃曲》,皆以汉朝历史为背景的文章和诗词。嘉祐年间,这两篇东西轰动一时。相隔十年之后,王说起来还是咬牙切齿,因为曾经抢了他的风头。从计较这等小事,本是政治家的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完全的文学家王安石了。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二月,新法推行一年以后的弊端,逐渐显现,举国上下,苦不堪言。应该是绝对文学家的苏轼,成为公开挑战王安石的政治家,再次上书神宗皇帝,坚论新法之不可行。据《长编拾补》卷七,“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有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苏?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完全暴露王安石在文学上压不倒对手,在政治上却可将对手打趴在地的嘴脸。

      最后,王安石竟然怂恿他的亲家谢景温检举苏轼,诬告他“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神宗当真了,立案调查。好在那时没有双规这一说,苏东坡心里坦荡,照吃照喝不误。最后,查无实证,王安石也只好黑着脸,两眼一抹煞,不了了之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评论王安石:“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但也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视过高,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说他们是流俗,又固执不受人言,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大师的这些论断,归纳为一点,最好做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实际上还是脱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感情用事、偏执人格、任性而为,说明他血液中终究是文人的禀赋居多,所以他给中国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文学,而不是加速北宋灭亡过程的熙宁变法。

      虽然,将王安石神圣化,光环化,是近年来一种时髦。王安石在他被污名化的将近九百年间,他几乎无一是处,差不多被描绘成臭大粪,这当然是很大的偏见。而在近一百年间,王安石的历史价值重新被认识,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人的浅薄和偏激,又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同时代杰出人物,统统扔进恶水缸,这就更不足为训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任何攸关全民生计的大事大情,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不能因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动机之纯洁,愿望之善良,就以为自己有权可以驱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灭顶之灾中,为其政治实验做牺牲品,那是绝对不可忍受,不可允许,也不可原谅的。王安石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对者的意见当回事,更不把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他开着那辆快要散架的帝国破车,只顾踩着他的油门,加速度地向前冲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同志们哪,老乡们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了你们才这样干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苏东坡看着这位黑脸车夫,心想,算了吧!尽可能地离你远些,求个安生吧!于是,他给神宗打了个报告,陛下,你还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

      于是,在这场表面很政治,其实还是很文学的较量中,两位文人,说不上谁输,也说不上谁赢,双方打了个平手。

      文人的较量,最佳状态为实力的较量,才能的较量,智慧的较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较量,谁是半斤,谁是八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切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之中,那么,赢也赢得安心,输也输得甘心。但有的文人,他只能赢,不能输,他又没有本事赢,可他不想认输。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或站在明处,或躲在暗处,取得压倒对手的优势,拿着奖牌,捧着奖杯,数着奖金,披着奖带,面不改色心不跳,气壮山河冲斗牛,那才是文坛上最令人气短齿冷的丑恶现象。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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