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坡的大师的风范

  • 发布时间:2017-08-21 22:07 浏览:加载中
  •   《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则“高山流水”的典故,用来形容知音之赏识和知音之难遇。

      中国文人的最大毛病,从来不是“嘤其鸣兮”地“求其友声”。凡写了一点作品,凡有了一点声望的作家诗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诲人不倦”,要“指点众生”,要“挥斥方遒”,而“好为人师”。

      这班进入大师状态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门之粗,脾气之长,毛病之多,遂构成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反观前贤,能不感慨良多吗?

      大师,是极尊崇的称呼,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看来,大师情结,可谓古今通病矣!

      由此起始,中国的大师开始多了起来,什么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美术大师、烹调大师、气功大师、干炒牛河大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把这顶桂冠东送西送,已经贬值到与街上卖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书无一本像样的,文无一篇称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呕的大师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实在是近二十年文坛怪现象之一。前人对于滥称大师,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里说到大清朝时的情况,言词中就颇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閴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民国初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发现出来。”由此可见,在胡适眼里,学者和大师不能画等号,没有“大成绩”,而只是中成绩,小成绩,学者也不能称大师。所以,现在文坛上那些自封的大师,人封的大师,多少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证明了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过的一句名言:“发亮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针见血之语。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师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这个“师”字,则分量尤其的重。

      我记得旧时家家户户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写着“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这“师”,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中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各类学问的大师,下至为你启蒙、教你识字的老师。凡师,本来就应该包含扶持、提携、培养、熏陶后来人的意思在内。近读《宋史》,为欧阳修苏东坡同道相助,奖掖后进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体会到中国文学的进展,正是全赖这样的大师的播种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坛的辉煌局面,因此,要说到大师二字,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才是名副其实的。《宋史》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苏东坡也如此,“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像这样的大师,庶几乎不辜负这一个“师”字了。孔夫子所以成为百代素王,就因为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形成了一门儒学。什么样的“师”,带出什么样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又对中国文化上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欧、苏所在的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实际上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但在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前朝的盛唐气象。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所谓“韩柳欧苏”等等,这两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一下子出现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局面,绝非阮籍登广武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只会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假繁荣,而是一个真正辉煌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文学高峰期。

      十一世纪的中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尖的领衔人物了,“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二十九岁,则是十一世纪后期的文坛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人哉!”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发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苏轼这样的“生”,也许未必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了。所以,按旧时风习,“师”之对于“生”,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以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知识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当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早已文声卓著,名震遐迩。可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闻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时,每年到北京来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何士光、张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霸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彩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还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苏洵也许意识到,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显现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于是,至和、嘉祐年间,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这是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的梅尧臣,所写的《送曾子固苏轼》诗。三苏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这位老诗人兴奋不已。然而,他笔下所写的“光辉”,正是由于欧阳修大力提携,推荐,游说,鼓吹,苏洵与其两子轼、辙,才得以大展抱负,否则,也不是没有可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历史上那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屡发生过嘛!所以,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也就是所谓的慧眼识人,这才是大师的“师”,应该尽到的责任。所以,大师的伟大,除了伟大在自身的文学成就上,还伟大在知人,识人,发现人,培养人的堪为人师的这一点。

      公元十一世纪中,欧阳修是位公推的文坛领袖,那时候没有什么选举之类,也用不着拉票,也无须乎搞种种小动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师辈的作家,更讲究靠作品说话,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学以外。而时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坛者,组织吹捧呀,花钱买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伊索寓言》所嘲讽的那只狐狸,尽管披了一张狮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字,都镀上14K金,该狗屎还是狗屎。

      欧阳修被“天下翕然师尊之”的崇敬,是因为他“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后一句,若译成现代语言,欧阳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创作实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为大师,凭真货色,真本事,真学问,真文章,才在文坛上产生一呼百应的凝聚力。欧阳修也不是无原则地支持一切,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和他一以贯之的做人风格。“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作为大师的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作为大师的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成宋代文学的辉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的。

      看来,发生在1058年的这次开封城里的小小学潮,不过是考生们起哄而已,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对欧阳修改革文风的一次抗议。他们落榜了,走上街头,拦住了他的马,包围着他吵吵闹闹,连警察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位老先生并不因此而迁就,而改变初衷。该支持者绝不惜力,不该支持者哪怕闹事也绝不苟同。梅尧臣诗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巩,也是受到欧阳修关注过的。《宋史》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过他,得以受到欧阳修的教益。《宋史》的《曾巩传》和《王安石传》里都记载有这段:“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意,遂与之异。”“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主延誉。”从他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与这些年轻文友们的唱和、交游、思念、酬应的诗篇。欧阳修曾被他的政敌指斥,说他有朋党之嫌。他立即著《朋党论》,毫不掩饰他与同道者的亲密关系。“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凡大师,其学术成就,其文化贡献,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总是能够像电光雷鸣一样,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的一页上留下浓墨铸成的铭记,永不磨灭,这才是胡适所说的“大成绩”。作章句儒,做老雕虫,拾人牙慧,鸡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师的。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纸上的冰山,厚似城墙的脸皮,吹牛皮不上税,与大师二字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公元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二十二岁,他的弟弟小他三岁,比之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还要年轻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轫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我想,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因素。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子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该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轻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么?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轻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时,虽然他一次坐牢,两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调动,最后充军到海南岛,一生之中,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接棒的苏轼,也是以扶持年轻人为己任的,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发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在《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黄庭坚传》:“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从弟咏之……少有异材……晁补……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闻见后录》里所说的一则故事了。“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关爱,从这一席话中,千年以后的读书写作的人,也能体会到大师的体贴和温馨。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

      因为大师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烟不绝的。但也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不大看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的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可以谅解的了。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文学发展,培养新人,做一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连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他死后的纪传,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感到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工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对这些真正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

      写到这里,不禁生出一种杞人忧天的思虑: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师或准大师或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师的故居,都保留下来的话,活人还有立脚之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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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