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苏东坡——苏东坡被放逐海南岛

  • 发布时间:2017-08-21 22:06 浏览:加载中
  •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标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东坡先生名诗,是他于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谪放海南岛儋耳三年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遇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琼州海峡北归,到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合浦时,所作的过海诗。

      这些年来,我一直循着这位大师的岭南行踪,探寻他的被小人排挤,被朝廷放逐的行吟苦旅。现在,坐在广西合浦廉州中学校园里的东坡亭上,我似乎于冥冥中听到他在苦吟这首渡海之诗。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兹游奇绝”四个字上,绝不是一般人的心境,能够想得开的。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笔下流露出来了。他曾经写过一首《观棋》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就是这种意思了。

      据《苏轼诗集》引《王氏交广春秋》注:“朱崖儋耳,大海中极南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菌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于是,不妨设想,那时,过琼州海峡,可不是现在一两个钟头的事情,而是坐帆船,需作二十四个小时的长途航行,海水茫茫,天色苍苍,波涛万里,浪逐船高,东坡先生伫立船头,会不想起当年贬往海南的那次暗无天日的行程吗?

      三年前,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港码头上告别登舟时,无论送行的亲友,还是同船的渡客,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东坡先生,还有北返的可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作了老死海南之想。他给友人信中说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死即葬于海外。”但天不绝人,三年后,他又重渡海峡,北望中原,能不感叹系之,诗兴大发吗?这首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诗人艰苦卓绝,特立独行,整他不垮,打他不倒的一生写照。

      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由于他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妄之灾,难以逃脱小人一族屡次三番的围攻,饱尝贬谪他乡之罪,领受颠沛流离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文人相轻,走到文人相整,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历史上的文学屠杀案,往往由这种恶性嫉妒而起。

      如果作一次中国文字狱的起因调查,你会发现整人整得最起劲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于嫉妒。二是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写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无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发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的作家,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那就更是可怕了。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家伙。

      这些文人,惟其志不在写,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或则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或则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够倚仗自己的、或他人的权势,得以放开手脚,来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杀气腾腾的嘴脸,甚至连皇帝老子都自叹弗如的。

      苏东坡被放逐海南岛,不一定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是那些想整苏东坡的小人们,变态的施虐心理作怪。据说,已贬往惠州的他,写过一首诗,题名《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已经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再贬儋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过:绍圣年中,把一批元祐党人贬往外地,因为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从这种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绝对类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监们的阴毒意识。当他们操刀宰人的那会儿,你不能不赞叹此等心术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无聊的伎俩。所以,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在习习海风吹拂下的苏东坡,眼看海岸线已在视中,终于又将返回中原,抚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摇头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被人整了一辈子以后,还仍旧活着,而整人者本以为整倒了别人,扶摇直上的,结果也还不过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连屁毛也未捞到一根。东坡先生扳扳手指,先贬黄州,后谪英州,再罚惠州,后流海南,说得上命途多舛。他摇头,因为,他纳闷,落在小人包围圈里一辈子的一介文人,如此折磨,如此拨弄,而居然不死,如今,还能站在北渡的一叶扁舟上,活着回返家乡,会不感慨系之吗?

      但也不能由此断定,那些文学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坛上的书生悲剧,诗人噩运,作家痛苦,文人灾祸,而由此身陷缧绁,终生冤狱者,可谓层出不穷;断颈割首,横遭极刑者,简直络绎不绝;或“生平文字为吾累”,“头颅掷处血斑斑”,再无生路;或“冤沉狱底文章罪”,“远戍散关不见还”,饮恨而终。在文学史的字里行间,何处不是泪痕血渍啊!苏东坡虽不死,但也掉了一层皮以后,终于踩着跳板,踏上离开三年的大陆,不能不说是一次性格强者的胜利,也是一位对自己充满文学自信者的胜利。

      被整,不垮;活着,而且很好,这对那些下手整过你的人,别看他装得煞无介事,其实,那是他永远排除不掉的噩梦。王安石后来白昼见鬼,恹恹而亡,恐怕也只能够以“现世报”三字来解释了。

      从这首渡海诗看,那些想扼杀这位文豪的小人们,恐怕是大大地失望了。第一,他没有如他们所设想的,把他放到当时物质异常匮乏的海南岛,饮食不继,无以为生,困迫得丧失斗志,最后以瘐毙了结。第二,他也没有如他们所盼望的,把笔放下,将诗情收起,再也不抒发他那满腔的巧思和才华,从此成为一只不能鸣唱的鸟。第三,出乎他们所预料的,苦行的磨炼,对诗人来说,酝酿成他思想的最后一次升华,南渡以后,他的诗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三年流放,看成不过是平生最奇最绝的一次难得的经历,这实在使他的对手气得发昏的事情。

      合浦,据《舆地广记》:“广南西路廉州,领县二,其一为合浦。”可见是个相当古老的县城。从苏东坡的赞廉州龙眼一诗中的“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句看,“合浦珠还”的故事,早在那时就流传了。所以,这是一座以出产珍珠闻名于世的古老城市。人称“西珠不敌东珠,东珠不敌南珠”的南珠,就专指合浦产的珍珠。但我不远千里,来到合浦这块土地,倒不是冲着那些美轮美奂的珍珠,而是实实在在地沿着大师的足迹,寻觅他,走近他,了解他。

      因为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两个月间,这座古城曾经张开怀抱,迎接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当我在这个苏东坡暂住作客的城池里,在这座东坡亭里,似乎真能感触到大师的一丝遗泽呢!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枅。

      当门冽碧井,洗我两足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这首标题为《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的诗,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处。不禁猜想,一千年前,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坐在那敞亮清凉的亭子里,汲井水,烧团茶,任秋风萧瑟,听秋雨淅沥,恐怕诗中的“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苏东坡的兴奋之余,悲怆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森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这一首当是同时作品的《雨夜,宿净行院》,也可佐证大师回到大陆南端后那种迷茫、凄冷,和孤独之情。任何历史阶段,从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很难截然分开的局面。我记得,过分乐观的朋友们,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妩媚,春风也不荡漾,就作出春天已经到来而兴高采烈的评估。谁知话未落音,接着便是“雨疏风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节气,这都是发生在不久前记忆犹新的故事。所以,智慧如苏东坡者,会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如章子厚,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于马上“烟飞虏灭”,总有一脉相承的残余势力,要他面对的。然而,在合浦的那夕阳余晖里的他,已不是开封资政院里风华正茂的他了。无论如何,对这位“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的文学大师来说,快走到人生尽头,返顾既往,能不为被延宕的时间,感到森茫和凄凉吗?

      我们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回来的,是时光。

      从他在这里做过一首诗看,其中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圣俞,“我忆汝州六一叟,眉宇秀发如春峦。”“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说明他经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运之后,仍怀着对故人的不忘之情。于是,我不禁猜测,他会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终身淹蹇的王安石吗?

      谈起苏东坡,不可能不谈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与诗词写得绝棒,同样,提到了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会忘怀因与新政相背,坐过大狱,飘泊半生的诗人。他们俩,在政治上,不同营垒,在文学上,也相互匹敌。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些许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其实也蛮“小人”化的同行,也许,他在政治上的命运,说不定要稍稍好一点。

      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苏对王著《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好过了。好在宋朝不打右派,否则,王安石早就给他这顶帽子戴了。从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的话来分析:“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了。

      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舒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但他们很懂得从他大量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那些整人的手段,虽是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里记叙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所有过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文字狱,这好像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幸好宋代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仅流放了事,而不是砍下脑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罚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麻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马上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已经拿到手那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我也可能发表对你作品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坏话,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惟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惟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

      但是,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很令人发指的。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被放逐到海南岛。

      初到昌化,连房子都没一间,幸好海南学子崇敬这位大文豪,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蔽雨的所在,这或许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可贵之处了。在海南三年以后,才遇赦回到合浦。他的全部不幸,无不由文人相整而生。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腐殖的土壤里,必有蛆虫孳生。于是,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眼见天才注定做叫花子了,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钳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所以,苏东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专门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终于,还是被他们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苏常州。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述:“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看来,那些由整人棍子们组成的战斗队,实际上还是达到了扳倒大师的目的。

      在合浦时的他,也许有一种终结的预感了吧?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这首写在合浦的诗,虽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经的事,但“岂求伴”和“自要飞”,也是在抒发自己的创作上的兀立不羁的信心,无论“庭松尚西指”,无论“不知何时归”,也无论怎样的文人相整,不改初衷地坚持走自己的路。苏东坡尽管不走运,但他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

      如今在合浦县这所中学里,东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间,东坡井在蝉声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的供人凭吊的陈年遗址。但痛苦这东西,一旦化为历史,制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听的人和讲的人,都无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在东坡亭已经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读到了这种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傥傥君子太经不起挫折,我们还能读到东坡先生的传世名篇吗?

      悟到这些不屈不挠,也就不虚此行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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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