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代文宗·韩愈》第六章 第五节 伯乐相马,识材任贤

  • 发布时间:2017-08-18 16:12 浏览:加载中
  • 第五节 伯乐相马,识材任贤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有一种值得盛赞的精神——思想传统。尧传于舜,舜传位于禹,这种禅让制,体现了君主识材并重用人才的伯乐精神。周文王姜尚,武王用周公,齐桓王用管仲,燕昭用乐毅,刘备诸葛亮唐太宗魏征等,这些都体现了君主对人才的尊重与赏识。君主对于人才只有尊重与赏识,才能使贤才脱颖而出,才能使国家兴盛发达。

      韩愈盛赞和宣扬这种伯乐精神,韩愈还将这种伯乐精神用于教育中,指出为师者必须善于发现人才。他的因材施教法,就是首先要发现人才的擅长之处,因材施教。这也是伯乐精神之一。

      韩愈在《杂说四首》之四“马说”里,指出了伯乐的重要性。韩愈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发现人才,必须有认识人才的“伯乐”,即识才之人。文又云: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韩愈认为,饲养千里马的人,也必须是识才的人。这样才能保证千里马不被埋没。文章的最后,韩愈说: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伯乐相马,识材任贤,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批评不识千里马的人,慨叹世上虽有千里马而无识千里马的人,仍是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

      由此可见,韩愈不仅批评了当政不识才,也表现了韩愈识才、知才、举才、用才的观点与品格。这种观点用于教育上,就是要发现贤才,重用贤才。

      韩愈一生所写的文章颇多,提及伯乐之处也很多。仅直接提及伯乐的就有《送权秀才序》:“伯乐之厩多良马,卞和之匮多美玉。”《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为人求荐书》:“伯乐遇之而不顾,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超逸之足也。”尤其是《马说》,韩愈以其累受压抑的切身感受,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愚暗偏私,昏聩庸碌,不识材,不重材,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观象;以相马为喻,以伯乐和庸夫俗子作比,揭示出人才的遭遇,指出社会长材不少,然必如伯乐识千里马一样,认识其才能;尊之以高位,养之以厚禄,委之以重任,授之以实权,他始能展布其才,否则就会埋没人才,摧残人才。文章破题即以伯乐少见,强调了伯乐的重要。告诫世人不仅应当重视千里马,更要重视伯乐。文章结尾落道,“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从韩愈遗憾慨叹之词里,指出世俗社会无伯乐与伯乐精神,无人识千里马。致使千里马虽然常有,而只能辱于槽枥之间,有却等于无。仍是盛赞识千里马的伯乐与伯乐精神。

      在历史上也有许多惜才、爱才的历史人物。比如宋朝范仲淹也具有慧眼识才的本领,他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止一次地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好多人后来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国家栋梁。

      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在毫州当节度推官期间,与时任毫州知州的上官伈很要好,上官伈经常携子上官融到范仲淹处拜访。上官融举止谈吐文雅,虽然年纪很小,却知书达礼,范仲淹说上官融“有议论,不敢以子弟器之”。后来,上官融果然如范仲淹所料,成为京师很有名的才子,为时人所称赞。当时的名士蒋堂、吴遵路、段少连都很器重他的才华。不过,儒生多薄命,上官融只活了49岁,就撒手人世了,范仲淹为此悲伤不已。凭这一点,可以看到范仲淹对人才的天生敏感,并且惜才、爱才。

      范仲淹慧眼适才的本领,不只在上官融这件事上才得以表现,其中对北宋大政治家富弼的发现、发掘也足以证明范仲淹惜才、护才的才能。富弼是北宋名臣,两次不辱使命出使辽国,保全了大宋江山,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与文彦博并相,天下称“富文”。富弼与范仲淹相识于泰州。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在西溪监盐仓时,富弼前去拜见他。这年,富弼年届20岁,比范仲淹小15岁。经过几次的接触,范仲淹认为其有“王佐之才”,日久必成大器。范仲淹很赏识这位青年,经常鼓励、教导他,十分的惜才。

      在范仲淹的鼓励和教导下,富弼学习进展很快。天圣八年(1030),富弼参加了科举考试。三月份,富弼在进士科考结束之后,不敢参加七月份的制科考试,认为自己没达到参加制科考试的资本,决定返回故里。途中他到耀州省亲经过河中府,当时范仲淹在河中府作通判,富弼自然要去拜望这位自己很敬重的老师,范仲淹不愿让这位良才就此埋没,因此极力鼓励富弼去参加制科考试,而且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听从老师的劝告,富弼打道回府,在制科中果然获得全胜,被派遣到河南长水县任知县。

      再如东汉末年的三国,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家,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大搏斗。“若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三国的创立者,都知道人才对他们功业的极端重要。他们在争夺人才中争天下,在争夺天下中争人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国的纵横捭阖、军事较量,是一场争夺人才的大战。“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三国的创立者对人才的竞争和使用,具有共同的鲜明时代特征,又有许多的不同之处。曹操在革新吏制中选贤任能,刘备在彬彬有礼中拉拢利用,而孙权则在休戚与共中推心厚待。他们都崛起在动乱的“天时”,占据了一方的“地利”,施展了“人和”的绝招。三个政治集团的角逐,促进了那个时代的人才大流动,作用大发挥。现实和历史的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用人应有相同之处。“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三国创立者的用人和三国人才作用发挥的历史事实,对我们今人,实有可供借鉴的意义。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