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居易诗歌创作考论》第二章 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叙论

  • 发布时间:2017-08-17 14:50 浏览:加载中
  •   萨特在论述人与世界的综合关系时,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并阐述道:“①我们称为‘在世’的综合关系是什么?②为了使人和世界的关系成为可能,人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真正说来,这两个问题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能指望分别回答它们。但是人的任何行为既然都是在世的人的行为,它就能同时向我们提供出什么是人、世界和统一它们的关系,只要我们把这些行为看成能客观地把握的实在,而不看成只在反思中被发现的主观感情。”让——保罗·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页。同时,还提供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我们将不限于研究一个单独的行为。相反我们将努力描述多个行为,并从一个行为深入到另一个行为,直至‘人——世间’关系的深刻含义。但是应该首先选择能在我们的探索中充当导引的第一个行为。”让——保罗·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页。从萨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与世界的综合关系包括过去、现在与将来三层,因此要想完整地理解白居易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意义,有必要全面地考察白居易与现实世界、历史长河中的各个要素;同时,从研究的途径来看,拙著《白居易生存哲学本体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只是选择了“能在我们的探索中充当导引的第一个行为”,虽然这个“充当导引的第一个行为”是我们研究白居易的基础与关键,但是如果没有“从一个行为深入到另一个行为,直至‘人——世间’关系”的完整参与,对白居易的全面研究明显是不健全的。因此,白居易与后世士大夫所构成的关系,亦即其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亦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白居易作为传统人格的范型,其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的,概要而言,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他的仕宦人生中所持的进退行藏的生存理念而造就的人格范式,为后世士大夫的从政方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法宝;一是与他留下大量优秀的、影响深远的艺术精品而造就的艺术或者说审美人生,为后世士大夫提供了可供仰慕和效法的对象。不过,借用萨特的话,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能指望分别回答它们”,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就趋近于美学,不仅中国哲学如此,就连外来的宗教经过中土文化的融摄消化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美学。可见,白居易融摄儒、释、道思想指导的仕宦人生与其诗、酒、琴生活形态下展现的艺术抑或审美人生有着天然的联系,难以分割。并且,当这种文化混同的倾向对传统士人发生作用与影响时,不仅表现在白居易自己身上是如此,表现在受到白居易生存哲学深刻影响的后世士大夫,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论述白居易生存哲学对后世士大夫影响时,也就主要从后世士大夫对艺术人生以及仕宦人生两个方面为着眼点进行考察。

      然正如尚永亮所指出:“传统的影响研究,主要还是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价值评估的参照系,依附于作家作品论而存在的,其出发点和侧重点都在作家作品方面,旨在说明他们在哪些方面给人哪些影响,而较少考虑接受者之所以受影响的理由和原因以及如何接受影响、接受影响的意义何在等问题,从而也就未能真正体现出读者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所以严格说来,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接受史研究。”尚永亮:《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89页。这样的看法,从理论上无疑是周密精确的,但应用到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接受史考察时,往往还得靠影响研究先行;而且,在具体操作中,如果文献材料缺失,掌握不全,运用不当,往往会形成诛心之论。所以,尚永亮文末自我圆场地解说:“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研究思路上,我们虽然作了如上所述的一些设想和勾画,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庞大复杂,涉及时段的漫长久远,可资利用资料的多寡不一,加上我们自身水平的限制,其研究结果恐怕也只能是‘半折心始’了。”尚永亮:《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90页。这虽是自谦之辞,但更多的是实际研究中面临困境的一种自觉表述。因此,本章内容径直以“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叙论”而不以“白居易的接受史叙论”为题,即是充分考虑了这方面的因素。

      第一节 白居易与晚唐五代诗人

      自负“身后文章合有名”(卷十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的白居易,实际上,生前就赢得了无限声名,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当代影响之巨,无能出其右者。如平生知交元稹在叙述其诗流行的盛况时,就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长庆集序》,第555页。如果说元稹为好友文集写序,难免会有谀主之词,那么,这种盛况从一向自谦冲和的白居易自己口中道出“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则理应与实际大致相符。而且,历史地看,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白居易正是因为能够创前古所未有,所以他的影响并没有因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而声华俱敛,黯淡无闻,而是经过历史的锤炼越发金光闪闪、耀人眼目,唯其如此,这就为我们考察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提供了一条清晰可寻的线索。这一线索,如果全景地看,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资参考。如果定在宋初以前,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在概论宋初诗学白体或诗近白体的作者(包括早年近白而后来改变的诗人)时也作了相当的归纳,共得14位,包括徐铉、李昉、李至、王禹偁、苏易简、张咏、舒雅、刁衎、晁迥、李维、张秉、李宗谔、魏野、杨亿等,王运熙则指出,晚唐五代赞美、肯定白居易诗歌的有皮日休、黄滔、张为、韦穀、《旧唐书》史臣等人。而张兴武所论,唐五代宋初,效白居易为诗或有意标榜白诗者主要有十家,他们是张为、吴融、黄滔、郑谷、卢延让、孙鲂、冯道、陶谷、李昉和王禹偁。

      李贵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考辨增辑,认为五代吴僧匡白、五代胡抱章、后蜀末杨士达、五代宋初田锡以及陈从易、孙可九、仁宗朝数达官、徐锴、王奇等均属白体诗人,而对张兴武所论的卢延让,由于其师法薛能,而薛能于唐诗人独许贾岛,对白居易诗多有讥刺,所以很难说是白体诗人。综合以上论述,李贵最终得出结论:“唐末五代宋初诗学白居易或标榜白诗者众多,其中显著者计有31人:皮日休、张为、吴融、黄滔、郑谷、孙鲂、僧匡白、韦穀、胡抱章、杨士达、冯道、陶谷、徐铉、徐锴、李昉、田锡、李至、晁迥、王禹偁、苏易简、魏野、李维、陈从易、李宗谔、舒雅、刁衎、张咏、张秉、杨亿、王奇、孙可九。此外还有后晋《旧唐书》史臣。宋仁宗朝数达官等。”李贵:《唐末五代宋初白体诗人考论》,载王水照等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06-107页。李贵而外,对晚唐五代的白体诗人,陈才智据张为《诗人主客图》于“广大教化主白居易”标目下列上入室1人,入室3人,升堂3人,及门10人,作了一定延伸和梳理,并阐述道:“根据以上对《主客图》所列白派诗人的分析,综合各种因素,除去卢仝、沈亚之两位更近于韩孟派者和杨乘这一较为特殊者,可划归元白诗派者尚有顾况、羊士谔、元稹、张祜、费冠卿、殷尧藩、施肩吾、周元范、徐凝、皇甫松、祝元膺、朱可名、陈标、童翰卿十四位。就年辈而言,其中,较元、白年长者,顾况、羊士谔,可视为元白诗派之先声;与元、白同时或稍晚者:张祜、费冠卿、殷尧藩、施肩吾、周元范、徐凝,可视为元白诗派之中坚;元、白之晚辈:皇甫松、祝元膺、朱可名、陈标、童翰卿,可视为元白诗派之余响。”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132页。当然,这并非可以说宋初以前的白体诗人或者说深受白居易影响的诗人均已囊括,诸如与皮日休唱和之友陆龟蒙,受新乐府精神影响,关注社会政治题材的诗人杜荀鹤、聂夷中等,事实上也与元白诗派有着很深的关系,即便是“掊击元白,不减霜台之笔”的杜牧,也是“至赋《杜秋》诗,乃全法其遗响”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艺苑卮言》,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015页。至于“贤不肖皆赏其文”《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本传》。而奉白居易为“元和盟主”的其他诗人,则更是难以实指。

      所以贺中复指出:“若沿着晚唐温李、贾姚、元白三派通往宋初昆体、晚唐体、白体这三条主要线索考察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流变,确实不难察觉:此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与影响都超过学温李、效贾姚者,诗坛也因此呈现出百鸟朝凤、百川赴海的局面。五代人学温庭筠、李商隐为诗已在侧重学温,并由重温之乐府逐步转向重其清俊淡远的律诗(参见《旧唐书》温、李及唐彦谦诸传)。尽管‘以秾致相夸’的温、李诗依然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五代诗人的创作,而终五代一世,并没有产生出堪称温、李后劲的艳体诗人,更无从形成追风温、李的诗歌流派。相比之下,此期追踪贾岛、姚合的一派虽诗人较多,实力较大,其诗风较之晚唐也有显著新变,但诗人的穷居山寺僻壤、远离政治斗争和诗作的取径褊狭、单调贫弱,又终不能使其成就为五代诗歌的主流(详另文)。从多方面看,五代诗风最盛者当推宗白一派:就此期主要诗人70家计,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且均为五代著名诗人;至于其所覆盖的地域,较集中于楚之衡山、吴之庐山的贾、姚派要广泛得多,南方前后蜀、吴越、闽、南唐和中原后唐、后周都涌现出规模不一的创作群体,集中体现着五代诗人群体性特征;五代时白居易的诗文集东林抄本在吴与荆南诸国流传,影响深广,帝王诵白诗以诮臣下,社会上还出现了以‘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为‘刺’的现象(陶谷:《清异录》);白诗为选家推重,后蜀韦编《才调集》就以白居易长篇排律6首和《秦中吟》10篇冠首,而就刻板印刷初兴时蜀中即开印宗白名家贯休《禅月集》及《白氏六贴》,亦可得知五代宗白之风的盛行。尤其是此期宗白诗人已具有一定政治地位、文学主张明确、创作活跃而具有较大凝聚力、感召力。唐彦谦(学温李为诗)之孙陶谷、名僧齐己(属贾姚派)论诗都渐重白居易,无论就唐末原学温效李的韩、罗隐后来都转向学杜宗白而言,还是从五代贾姚一派由重贾转重姚再向宗白趋近的演进轨迹来看,宗白诗风在五代起着主导作用,集中体现着一代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和转折特征是肯定无疑的。”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140-141页。当然,学界亦有不同观点,如闻一多就指出: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

      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的时代。“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37页。)不仅如此,历代亦有相近评论,如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629页。)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下引南宋方岳《深学偶谈》云:贾阆仙燕人,产寒苦地,故立心亦然。……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李频、刘得仁,凡唐晚诸子皆于纸上背面,随其所得浅深,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又,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晩唐两诗派虽是批判晚唐五代学贾岛的诗坛局面,但亦间接反映了贾岛在晚唐五代的深刻影响: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三百篇》皆民间士女所作,何尝捻须?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捻断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韩、柳为大家。韩、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余如李贺孟郊,祖《骚》宗谢,李义山、杜牧之学杜甫;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晩唐目之。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彼学张籍、贾岛者,直处裩中之虱也。(杨慎:《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208页。)

      面对如此众多的白体诗人,限于篇幅,我们无法逐一介绍,同时,面对如此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不好堆积一起笼统言之。因此,对白居易在晚唐这一段的接受史,我们主要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皮日休、罗隐、黄滔、郑谷等几位诗人为典型进行介绍,讨论白居易对他们诗歌艺术以及人生趣尚的影响;对五代诗崇或诗学白居易的这批诗人,我们主要借鉴贺中复的研究成果,主要指出白居易在五代诗坛的核心地位、五代诗人学习白诗的主要特征以及唐宋诗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至于宋初的白体诗人,则放置于下一节集中介绍。

      由于张为《诗人主客图》所载大体与白居易同时或稍后的14位白体诗人,陈才智作了细密梳理,本人不再表出,以免掠人之美,具体情况可参看其著作《元白诗派研究》第二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一》、第五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二》以及第七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三》。本节只拟取对晚唐皮日休、陆龟蒙、黄滔、郑谷等几位颇具代表性的诗人的人生情趣、处世哲学及诗学倾向的影响,作出初步的探讨。

      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怡,襄阳人。《唐才子传》载云:“性嗜酒,癖诗,号‘醉吟先生’,且傲诞,又号‘间气布衣’。……性冲泊无营,临难不惧。”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497-503页。嗜酒癖诗,性格冲泊,与白居易相近的性格倾向及相同的喜好,为他从心理、精神上接近并尊崇白居易,提供了先在的条件,而号醉吟先生,直接从白居易晚年自号中舶来,则是其有意仿效白氏生存哲学的最好说明。正因为如此,皮日休于其著名的《七爱诗》序中不仅以“真纯”自励,而且以“真才”许以白居易,其云:“皮子之志,常以真纯自许。……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为真才焉。”诗歌正文,则对白居易的道德、人品、文章、处世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欻从浮艳诗,作得典诰篇。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忘形任诗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握文炳,所希持化权。何期遇訾毁,中道多左迁。天下皆汲汲,乐天独怡然。天下皆闷闷,乐天独舍旃。高吟辞两掖,清啸罢三川。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仕若不得志,可为龟鉴焉。”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卷十《白太傅·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06-107页。按,白居易自开成元年以太子少傅分司至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通览白居易出仕履历,并无太傅一职,为日休误记无疑。相应地,皮日休有意为元、白辩诬而作的《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对白居易袒护偏爱之心也是明晰可见,其云:“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辩,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3705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皮日休对白居易的仰慕,不仅发之于心声,而且行之于实践,即拿关注社会、政治现实的诗歌创作来说,如他的《三羞诗》三首、《正乐府》十首、《喜鹊》《蚊子》等,明显打上了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等讽谕诗的创作经验和“美刺”精神的烙印。

      与皮日休“交若金兰,日相赠和”的诗友陆龟蒙,如果说皮日休得白居易之“真”,那么陆龟蒙则得白居易之“散”,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的他,性“不喜与俗流交,虽造门亦罕纳。不乘马,每寒暑得中,体无事时,放扁舟,挂篷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鼓棹鸣榔,太湖三万八千顷,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来别浦,所诣小不会意,径往不留。”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512-513页。这种生活形态,与白居易晚年退居洛下,萧散疏懒,放浪形骸,游适无方,固然同出一途。

      但是,皮、陆之于白居易,除了相似的生活形态、人生情趣及对社会现实关注的经世品格之外,另一值得注意的,当体现在诗歌唱和所展现的审美人生及诗史地位上。首先,元、白唱和对皮、陆的影响,表现在次韵相酬这一中唐新兴的诗体上。“满箧填箱唱和诗,少年为戏老成悲。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卷二十三,《酬微之》)的元、白次韵酬唱,成就了当时诗坛别开生面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如朱金城就认为:“什么是‘元和体’呢?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大致包括这样几类诗:《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东南行一百韵》等次韵相酬之作以及长篇排律,流连光景的小诗。”(朱金城、朱易安:《白居易诗集导读·导言》,巴蜀书社,1985年5月,第20页。)从广义上理解“元和体”,似更能全面展现元、白在诗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并且,这一由元、白于元和年间创新的诗体,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正如赵翼所评:“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过一二首,元、白则多至十六卷,凡一千余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传……然二人创此体后,次韵者固习以为常,而篇幅之长且多,终莫有及之者,至今犹推独步也。”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175页。这些独步之作,稍后的皮、陆,因有意与之竞胜,创作大量是作,深受其影响,殆可无疑。明末刊刻的皮、陆合集《松陵集》十卷中,前二卷即编以五言长篇次韵古体诗,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则多有近体次韵唱和,与如此显要的位置与如此丰富的数量,足可证成上述判断,由此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元白皮陆”并举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如陆游便指出:“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之而不尽同。有用韵者,谓同用此韵耳。后乃有依韵者,谓如首倡之韵,然不以次也。最后始有次韵,则一皆如其韵之次。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陆游集》第五册《渭南文集》卷三十《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中华书局,1976年,第2277页。严羽尽管力陈其弊,也从另一角度指出了他们之间相似的文学史地位和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第173-174页。其次,元、白唱和诗风对皮陆的影响,还表现在中唐兴起的诗歌联句活动上。联句一体的创作,尽管韩、孟首倡,在形式体制上也对皮、陆影响更为显著,如皮日休《杂体诗·并序》就明确指出:“近代作杂体,惟刘宾客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如联句则莫若孟东野与韩文公之多,他集罕见,足知为之之难也。陆与予且窃慕其为人,遂合己作为杂体一卷。”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222页。但白居易晚年也积极地参与,并成创体,这一点,同样可以借用赵翼的话:“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体律,此亦创体。”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175页。可见,以诗歌相知相交的皮、陆,对诗歌唱和活动的大力实践,诚与其切磋诗艺、争能斗巧的创作心态相关,但对前贤高雅生活情趣的追效,无疑也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皮、陆二人把稍前诗坛因唱和之盛而声名鹊起又主盟元和诗坛的白居易,作为自己效法的对象,当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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