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的故事》第九章 被贬华州 (四)

  • 发布时间:2017-08-17 14:11 浏览:加载中
  •   758年冬末,杜甫离开华州,返回洛阳看望家人。自从洛阳陷落后,杜甫已经有几年未回了。一路上虽然风尘弥漫,但杜甫的兴致很高。

      当杜甫回到洛阳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虽然故园的花鸟依旧,但已是人烟断绝,眼前一片荒芜了。在洛阳,杜甫写了不少五言诗,如《得舍弟消息》、《不归》、《赠卫八处士》等,其中有的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有的刻画了祖国险要的山河,是杜甫诗歌艺术里的一个伟大成就。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则是他从洛阳返回华州路上所写的“三吏”和“三别”。

      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再次背叛朝廷,于魏州(今河北大名)自称大圣燕王,并于2月引兵南下,以救邺城之围。这时,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领20万大军围困邺城已有数月,肃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元勋,故而军中不置元帅。由于缺乏统帅,邺城久攻不下。史思明引大军直抵城下,与唐军展开决战。

      3月,唐军步骑60万在安阳河北摆开阵势,史思明亲率精兵5万前来应战。阵势尚未摆开,大风忽起,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两军大惊,唐军纷纷向南撤退,叛军则向北退去。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退保洛阳。唐军失利,洛阳百姓惊骇,纷纷逃入山谷。原来留守在洛阳的官员也纷纷逃往别处,诸节度使则各自带着残余溃回本镇,只留下郭子仪、王思礼坚守洛阳。一度缓和的形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在这种形势之下,杜甫也只好匆匆离开洛阳,先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再到石壕村(今河南陕县),经潼关回到华州。

      一路上,但见兵荒马乱,民生涂炭。统治者为补充兵员,实行毫无章法的拉兵政策,不分青壮老幼,见到就抓。这让杜甫万分震惊,心中异常痛彻,遂将一路所见的拉兵惨象写入“三吏”和“三别”两组诗中。

      其中,“三吏”是以地名命题的,依作者西行的路线,三首的次序依次为《新安吏》、《石壕吏》和《潼关吏》;“三别”则以事件的形式命题,分别为《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

      这六首诗自成一组,是杜甫诗歌中的杰作,从白居易开始就不断被人称赞为诗歌的典范。它们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影响了后代的进步诗人。这六首诗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也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种矛盾并不像在长安时期的诗中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矛盾,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

      此时,国家正遭受胡人的侵略,人民遭受胡人的摧残,要想拯救国家和人民,杜甫只有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李氏朝廷身上。在他那个时代里,他还不可能对帝王制度有所怀疑。然而,他所拥护的朝廷,平常就是剥削人民的;到了国难时期,却既不能发动人民抵御胡人,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人民搜刮物资,乱征兵役。这让杜甫这位正直的诗人感到极大的矛盾:若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人民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他又不能不看、不说。

      因此,“三吏”和“三别”中的六首诗与他在长安时期所写的《兵车行》也不同。《兵车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侵略战争。而现在的杜甫除了替人民诉苦外,还不得不考虑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总之,“三吏”、“三别”所写的人生酸楚事,以其血泪积蕴强烈地震动着善良人们的心,使人一经读起便终生难忘。也只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在亲眼目睹了那样的乱离景象之后,才能写出这种催人泪下的诗来。

      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异常丰富,但其中记载的多是将相王侯的生平、宫闱政变、会盟征伐、郊庙祭祀等,对于各个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感记录颇少。但杜甫却能真实而生动地描写这一时期普通百姓惨痛的生活状况和情感经历,使得无数身处动荡、困苦之中的百姓的实际情状有了真切而具体的记录。从这点上来说,杜甫的“三吏”、“三别”等诗歌享有“诗史”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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