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北京城换过多少主人?为争夺北京而发生的大小战役盘点

  • 发布时间:2017-06-01 22:35 浏览:加载中

  • 辽南京:契丹的兴亡

      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于长城外坐山观虎斗的契丹族,扮演了渔翁的角色。契丹主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辽王朝,对一墙之隔的幽州(今北京)垂涎三尺,曾倾巢出动,亲率三十万兵马跨越燕山强攻,而未得手。他并没有死心。幽州城下有一唐代旧庙,因供奉大悲观音菩萨像,称作大悲阁。传说辽太祖遥指白衣观音像说:“我梦神人叫送石郎为中国帝。”所谓的石郎,即后唐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也。

      石敬瑭谋反称帝,不得不借助外族的力量,一直对契丹主暗送秋波。开出一张“空头支票”:许诺割让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以这份厚礼,获取“友邦”的佑护。不仅如此,他还厚颜无耻地自称儿皇帝,摇尾乞怜。清泰三年(936年),中原朝廷调集平叛大军围剿晋阳,命幽州刺史赵德钧西进,断其退路——辽太宗耶律德光见有利可图,当然不会坐视自己的“干儿子”覆灭,火速增援。

      赵德钧属墙头观望派,亦想从乱世中谋私利,派人跟辽太宗谈判,表示自己同样愿做儿皇帝——可惜他列具的酬劳比石敬瑭小气多了。契丹骑兵不甘作如此廉价之“雇拥军”,依旧器重石敬瑭的傀儡政权,大刀阔斧解太原之围。

      赵德钧既违背君命,坐失截击契丹援军阻挡其与石敬瑭会合之良机,又未能跟耶律德光谈成“买卖”——里外不是人。投机者的小算盘彻底打错了。最后只好举手投降。契丹人马兵不血刃地占领幽州,并且席卷燕云十六州。“穷大方”的石敬瑭,为争王冠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乖乖交出被割让的州府图籍,以象征成交。

      赵德钧作为降将,远赴辽上京临潢府拜见太后,摆出一副讨好的嘴脸:“尽以一行财宝及幽州田宅,籍而献之。”太后冷冷地问:“田宅何在?”老赵未听出弦外之音,态度仍很踊跃:“俱在幽州。”太后大笑:“属我矣,又何献也?”接着痛快淋漓地把眼前这只让人瞧不起的“落水狗”嘲讽了一把:“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有何面目复求生乎?”老赵面红耳赤地告退。不久即一命呜呼于草原。

      契丹虽厌恶墙头摇摆、立场不坚定的赵德钧,后来还是不曾亏待其子赵延寿。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首任地方官即赵延寿:“领南京留守封燕王,总领山南(燕山以南)事。”辽王朝很善于运用“蕃汉并行、自成体系”的“民族政策”,“一国两制”:以契丹制治契丹人,以汉制治汉人。首当其冲的赵延寿,甘心为虎作伥,把南京管理得井井有条。契丹主对自己亲手扶持的“大管家”很满意,南巡时大驾光临赵宅,以资鼓励。小赵卖身求荣,热烈吁请辽兵南侵中原,表示愿赞助粮草刀甲,愿作急先锋。有人说:小赵是在与后晋石重贵(石敬瑭之子)争当“孙皇帝”——真正继承了乃父遗风。这种走狗作风后来一直遗传到日军侵华战争中“鬼子翻译官”及汪精卫之流身上。

      小赵啊小赵,是辽南京“伪军”之头领。不仅负责警卫、保安,还主管财政、运输、户籍。权倾一时。只要定时向上级部门做好汇报工作就可以了。当然,首都的中央机关发来“红头文件”,必须严格执行上传下达。另外,皇室人员每年来南京避寒或巡察,也要曲意奉承、隆重接待……

      据方彪著《北京简史》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京郊南苑有“考古新发现”:赵德钧与妻种氏的合葬墓。“墓室为‘三进六耳’规模宠大,陪葬品豪华惊人,墓室壁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奢侈生活。赵德钧死于草原,此墓系赵延寿重返幽州后所建。赵氏家族被北迁草原时,幽州财产尽失。重返幽州后不久即能在战争环境中建造如此豪华的墓穴,足见其根基之深厚。赵氏家族短期内重振,说明赵德钧在幽州十几年的经营,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形成了特定的地方势力。否则契丹也不会对赵氏前倨而后恭,利用赵延寿稳定幽州动乱的政局。”因未能亲眼目睹发掘出的实物,只好原文照抄,供读者诸君与我一同想象:小赵是如何将老赵的遗骸迁葬故士的,如何在燕京郊外为乃父择选风土宝地、大兴土木的……

      老赵藏匿于九泉之下的阴魂,重见天日,是否仍然感到挺没面子的,挺不好意思的?无颜见江东父老?真快呀——眨眼之间,就是一千年!

      被石敬瑭这个大倒爷转手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块心病。实在让人舍不得啊。尤其自古即为边防要塞的幽州,沦落敌手,无异于门户洞开。长城顿时显得虚设了。雷厉风行的游牧民族尽可以此为桥头堡,挥鞭南下,登堂入室,掏内陆之心窝。

      正因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后周世宗于公元959年亲率北伐军,溯运河而上,收复关南三座州府,本想造桥后渡拒马河直逼幽州,可皇帝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生病了,只好到此为止。

      第二年,一位叫赵匡胤的将军,奉新上台的七岁小皇帝之命,再次征辽。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出开封不远,便在陈桥驿发动了兵变:赵将军黄袍加身,摇身变作宋太祖。

      宋太祖同样很挂念并入契丹版图的燕云十六州。他幻想跟契丹再做一回买卖,以金元为炮弹,回收失地。于是拼命攒钱,疯狂造币,恨不得让全民皆商,扩充国库。为鼓励老百姓大干加上、提高工农业生产总值,他提出一条爱国主义的口号:“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有了宏伟目标,财政收入扶摇直上。在这位拜金主义者眼中,没有什么不可用金钱收买——关键是要早日搞到更多的钱。

      臣下提出疑议:假如契丹不愿意“以土地换和平”,把燕云十六州当作“金不换”的无价之宝加以捍卫,可怎么办?宋太祖瞧了瞧胜利在望的财务报表,豪爽地一挥手:那就打呗!“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头。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存钱似乎比练兵更重要。所以他直到老死,还在忙着储蓄,积累财富。真是钻进钱眼去了。也许他是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却缺乏汉唐军事家之霸气。他一厢情愿地规划:若干个“五年计划”之后,使燕云十六州回归祖国的怀抱——要把防线推进到长城古北口一带,驻扎重兵,永保平安……

      事情绝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继承其遗产与遗志的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79年围剿幽州,仰攻多日而未克。两军选择高粱河畔(今西直门外)进行大决战,宋太宗亲自担任前敌总指挥,悬赏百万,此举刚刚奏效——不巧的是,一代猛将耶律休哥率生力军自草原赶来,给苦苦撑持的辽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宋朝将士也不贪图那点奖金了,保命要紧;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一口气溃退数十里都未打住。耶律休哥血染战袍,却“轻伤不下火线”,身先士卒,策动剩勇追杀穷寇,砍下了无数人头。高粱河一役,是宋军的滑铁卢。“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估计还脱下龙袍,化装成农夫一类。更尴尬的,是他屁股上中了一箭,血流不止。(据传十八年后,宋太宗因旧创发作而驾崩。)即使可以忽略士兵阵亡数目,这一箭对他本人的教训,够深刻了:有再多的金银,也保全不了血肉之躯。

      为报一箭之仇,宋军第二年复攻辽,又重蹈覆辙。这回宋太宗学乖了,远远地躲在后方遥控。他再也不敢置身于敌人的射程之内了。

      宋雍熙三年(986年),太宗还不死心,发动第三次围剿——史称“雍熙北伐”。其时辽景宗驾崩,圣宗年幼无知,由萧太后说了算(辽王朝“垂帘听政”的故事)。出于投机心理,宋军三十万人马趁火打劫,突袭这“孤儿寡母”之邦。兵分五路:“第一路自保州(今保定)进攻涿州,第二路自雄州沿拒马河北上,这两路是攻打燕京的主力军。第三路自唐河谷进攻蔚州,第四路出雁门,进攻云、朔。目的在于插入敌后,切断辽军由大同(辽西京)对幽州(辽南京)的增援。这两路的主将是潘仁美,副将是号称杨无敌的杨继业。第五部是水军,抢占辽西走廊,防止契丹自腹地调集援军由榆关南下,沿海滨驰援燕京。五路大军的总目标是会师蓟城之下,夺回幽州故地。”(引自《北京简史》)构想得堪称尽善尽美,可惜计划不如变化。

      辽南京的现任留守正是那位谋勇双全的耶律休哥。他在幽州城外打起了游击战,不仅坚壁清野,而且专门偷袭宋军运输粮草的车队——弄得大宋远征者饥一顿饱一顿的,就差挖野菜嚼草根了。饥肠辘辘,又如何有破城攻坚之力气?而萧太后亦非头发长见识短的平庸女流之辈,临危不惧,自草原深处驱动所有能战之士,日夜兼程,火速增援南京。他本人甚至怀抱幼子(圣宗),亲临前线,像母狮一样怒吼,以示鱼死网破之决心。是的,对于她与她的子民来说,南京简直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座血肉之城、尊严之城。

      在这样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面前,宋朝将领的所有作战方案全泡汤了,太像纸上谈兵。杨继业那样的敢死队员,毕竟是凤毛麟角。况且,正是由于上层的指挥失误,使杨令公及其子弟兵被围于陈家峪,浴血饮弹。

      歧沟关决战,仿佛七年前高粱河之役的重演。宋军的主力部队一败涂地,也顾不上彼此的接应,竞相掉头而去,演变成一场马拉松式的大逃亡。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契丹骑兵的马刀与鸣镝呀。暴风骤雨过后,耶律休哥清点战果,长舒了一口气:斩首数万。萧太后同样欣慰地预感到:即使再借宋朝皇帝几颗胆,他也不敢轻易地染指幽州了——辽南京是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

      果然,连败三局之后,宋太宗终于心灰意冷,避口不提“解放”燕云十六州之事,转为全线防御:高筑墙,深挖沟,广积粮。一场古老的冷战。

      说起旷日持久的宋辽战争,今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杨家将、穆桂英——已成戏剧中的经典人物。如果公平地看待历史,则必须承认:契丹也有它自己的民族英雄,萧太后、耶律休哥等人,亦非鼠辈。在连续三次的“辽南京保卫战”中,他们属于守擂的一方,却临变不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稳稳地压住了阵脚。真是军事上的天才。敢赌,敢拼,敢死,敢于迎接任何突如其来的挑战。

      1004年,以睿智为所称的萧太后以牙还牙,也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冒险攻入宋境七百里,占领距汴京(开封)仅一箭之地的澶渊州(今河南阳)。逼得宋真宗都准备移辇迁都了。还是靠强硬派代表寇准,拥护着真宗亲赴辽营,订立了城下之盟。约定双方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创筑城隍开拔河道”,“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恢复到战前状态。以兄弟之国礼尚往来。惟宋需“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输锒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在燕京交付。自宋太祖即开始囤积的银绢,终于派上了用场——只可惜是无偿的。澶渊之盟,总体上来说还是积极大于消极。化干戈为玉帛,对连年苦战的双方都求之不得。

      从此形成“百年和局”: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燕京不仅是辽接受宋“岁币”之口岸,而且边境贸易日渐繁荣,南北货物在此交换,互通有无。辽朝甚至在燕京设立太学,引进了汉族的科举制度。

      辽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朝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南京一开始仅为皇家避寒的“冬宫”。澶渊议和后,因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独具的优势,地位逐渐提高,直至成为辽的政治中心。尤其兴宗、道宗等帝,极偏爱驻跸南京:天气好,水土好,景色好,饮食好,风俗好……

      宋使逢年过节去上京或中京拜见辽帝,送信献礼,必经南京。通常会在城南永平馆(原碣石馆)住几宿,参加地方官员的宴请,并且游览名胜古迹。然后一路经望京馆(今朝阳区望京村)、密云馆、金沟馆,直至出长城古北口……

      有一个细节颇能体现辽王朝开阔的胸襟:在古北口的交通要道,修筑了金碧辉煌的杨令公庙。当然你可以很概念化地理解:这主要是做给重任在肩的宋朝使节看的,是粉饰太平——是故作大度的姿态,给往事画句号,兼而安抚沦陷区的民心。但做秀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够可以了:丝毫不忌讳给昔日之死敌立传树碑。多多少少地说明:契丹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自身之利害论英雄,对战败了的对手仍然心存敬意——正如他们对赵德钧那样屈膝软骨的降将怎么也掩饰不住鄙夷的情绪。

      此非小肚鸡肠、嫉贤记仇之辈所能做出的举动。至少还透露出:契丹有转恨为爱之魄力,相逢一笑泯恩仇;有铸剑为犁之心愿。契丹是崇拜烈士的。契丹是渴望和平的。契丹评价世事人物,是很讲究公平的。

      辽为纪念杨令公而建庙,虽是遥远的旧事,对我这个现代人,还是造成一定的心灵震撼。

      我想,应该抛弃狭隘的民族观与历史观,学习契丹的勇气,说几句公道话——

      也难怪这个民族,能涌现萧太后那样的女强人,和耶律休哥那样的常胜将军!

      与之相比,故作清高的大宋帝国,是绝对不可能为萧太后、耶律休哥——为曾经的敌人盖纪念馆的。不仅耻于承认失败,而且羞于颂扬对方的英雄。不可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看待问题的——不管是赛事,还是战事。

      所以,它不可能研究并吸收敌方的优点,不可能真正地汲取教训,不可能超脱就不可能进步。

      所以,宋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是风波亭。在战场上败绩累累,却“成功”地制造了无数例自相残杀的冤假错案。

      和后来受秦桧迫害的岳飞一样,杨业也是因潘美之妒恨而丧生的。敌人都给杨业修庙了,宋之君臣,自己却未能从名将之死中好好地找找原因。

      与胸怀坦荡如大漠雄风的北方游牧民族相竞争,小农经济、尔虞我诈的一系列中原王朝,似乎注定了将蒙受耻辱。不仅在军事上甘拜下风,在精神上也稍逊一筹。

      这在宋明两季尤其显得明显。“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此当代名言,移用来形容古中国史,似乎也说得通。让外人看了,会笑话的。

      契丹的可敬之处,在于保持着一颗爱憎分明的赤子之心。无论对敌对我,永远尊重死去的高尚者,而不同情偷生的卑鄙者。譬如它对待杨令公与赵德钧,对待烈士与懦夫,就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荷马史诗《伊利亚诗》,也是围绕一座城市的攻守展开的。其伟大在于,作者并非一味地偏袒己方的阵营,还不遗余力地赞赏着敌人的光荣。既塑造了希腊联军中阿喀琉斯等豪杰,又称颂了特洛伊城的英雄:赫克托耳。

      契丹对劲敌杨令公的敬礼,很有一股古希腊人的潇洒与浪漫。这是诗人般的无邪的情怀。

      发生在辽南京城下的“三大战役”,以七年为始终。在我眼中,这是一部中国版的《伊利亚特》。特洛伊之战持续了十年才分出输赢。特洛伊失守了。辽南京却坚不可摧。

      一代名将杨继业,如同阵亡的阿喀琉斯之化身。

      耶律休哥呢,则是辽南京的赫克托耳。

      当然,宋辽战争并不存在海伦,并非为了争抢美女而大打出手的。但假如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我就可以帮助你发现:有一个中国特色的海伦,隐现于刀光剑影之中。这个引起了数百年纠纷的海伦,即丰腴秀美的燕云十六州。抑或,是辽南京城本身。

      直到公元1367年,一位叫朱元璋的新时代英雄,圆了无数先驱者的梦:把古老的海伦夺了回来。燕云十六州失而复得,回归汉人的版图。

      燕云十六州与海伦一样,都带有战利品的性质。

      辽代的萧太后,是北京最古老的女强人。扶持幼帝,统领百官,一手料理内政外交。深入敌后、逼迫宋主求和结盟,正是她的主意:“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黄仁宇语)孤注一掷,居然赌赢了。其勇气与谋略令双方的须眉男儿赞叹。更难得的,她策划的澶渊之盟绝对属于“双赢”:公平合理,才带来持久的和平。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萧太后堪称清代慈禧太后的榜样。够她学一辈子的。有一件事例可评判出两者的高下:萧太后挖运河,是利人;慈禧太后造颐和园,是利己。

      萧太后把隋炀帝的精神发扬光大了,以抵达通州的大运河为基础,增筑了分别与燕京、顺义相连的两条漕道:“由东京地区运往南京地区的粮食在今锦州一带扬帆出海,到平州滦河口登岸(辽代滦河出海口在今河北乐亭县),辽廷在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的‘辽西新河’的基础上,开通了‘萧太后运粮河’。海运而来的‘东京粮’,沿运河经宁河、香河到潞县(今通州),然后船分两路,一路沿潮白河北上到顺州,一路西行至燕京。”(引自《北京简史》)北京的三里河,即“萧太后运粮河”抵近城区的一段。民间传说在今顺义(古顺州)牛栏山,有萧太后望粮台:她曾经登高远眺、手搭凉篷,期盼着自老家驶来的粮船——称得上是望穿淳(兴宗之孙)为新君,号天锡帝。内忧外患,使天锡帝继位不久,即一命呜呼。治国抗敌的重担便落在其妻萧后肩上。

      恐怕所有的萧太后,都是在成为寡妇后变得无比坚强。有什么办法呢,既要哺育尚无生存能力的孤儿,又要接替新丧的丈夫收拾河山。她们挽狂澜于既倒的膂力,并不见得就比宋朝的穆桂英等杨门女将逊色。在杨家将纷纷战死沙场之后,穆桂英挂帅,而有“十二寡妇征西”之悲怆的故事。其实,敌国的萧太后所承担的责任,则要重得多。

      最后一个萧太后,正面临着双重不幸:自己家庭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悲剧。还必须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抵抗两个敌人:联手合围、欲将辽置于死地的宋与金。江河日下的辽,此时已真正是“孤儿寡母”之邦:一位寡妇苦苦坚守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腹背受敌。天仿佛就要榻下来了。

      命运简直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辽之精锐部队常胜军又集体哗变,反戈一击。其将领郭药师引导宋朝大军打进了南城门,激战于悯忠寺(今法源寺),要求萧太后投降。萧太后拒绝了。萧太后穿着丧服督战,表情冷峻,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她手下的士兵纷纷流泪了。一群秋水。

      我一直以为萧太后是绝无仅有的。后来读《辽史》,发现在不同时期,都晃动着萧太后的影子,莫非她像王母娘娘一样长生不老?彼此的生卒年月相差太远,很明显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都叫作萧太后罢了。但在刚烈的性格与执政的魄力方面,又仿佛同一个人的不同化身。只能说,契丹是一个产生过众多的女英雄的民族。就像西方传说里的诗神缪斯是由九位司掌各门艺术的女神组成的,萧太后的名称,已成诸多女强人的共同体。

      其实这个谜团很容易解开:契丹皇族皆以耶律为姓,后族皆以萧为姓。难怪有那么多的萧太后呢。所有的皇后都姓萧。其中又不乏力挽狂澜的巾帼英豪。

      怀抱年幼的圣宗参加“辽南京保卫战”的是萧太后,指挥南征而有澶渊之盟的是萧太后,挖运河的是萧太后——而百余年后因守辽南京、抵抗宋金两军合围的,还是萧太后。简直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呀?谁才真正是传说中的那个萧太后呢?

      公元1122年产生的,恐怕是最后一个萧太后了。

      为避穷追猛打的金兵之锋芒,天祚帝收拾了金银细软,在保镖、后妃拥护下,一溜烟地逃出居庸关,去漠北草原流浪。他抛弃了燕京的臣民。留守的文武百官感到寒心了,于是推选南京军政长官耶律淳(兴宗之孙)为新君,号天锡帝。内忧外患,使天锡帝继位不久,即一命呜呼。治国抗敌的重担便落在其妻萧后肩上。

      恐怕所有的萧太后,都是在成为寡妇后变得无比坚强。有什么办法呢,既要哺育尚无生存能力的孤儿,又要接替新丧的丈夫收拾河山。她们挽狂澜于既倒的膂力,并不见得就比宋朝的穆桂英等杨门女将逊色。在杨家将纷纷战死沙场之后,穆桂英挂帅,而有“十二寡妇征西”之悲怆的故事。其实,敌国的萧太后所承担的责任,则要重得多。

      最后一个萧太后,正面临着双重不幸:自己家庭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悲剧。还必须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抵抗两个敌人:联手合围、欲将辽置于死地的宋与金。江河日下的辽,此时已真正是“孤儿寡母”之邦:一位寡妇苦苦坚守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腹背受敌。天仿佛就要塌下来了。

      命运简直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辽之精锐部队常胜军又集体哗变,反戈一击。其将领郭药师引导宋朝大军打进了南城门,激战于悯忠寺(今法源寺),要求萧太后投降。萧太后拒绝了。萧太后穿着丧服督战,表情冷峻,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她手下的士兵纷纷流泪了。一群流泪的士兵居然比一群怒吼的士兵更有威力。他们不仅流泪,而且流血。他们要以泪与血来保卫一座城市,和一个女人。他们挺身而出,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女人而牺牲。

      就这样,一个绝望的女人,和一群绝望的士兵,把破门而入的敌人又赶了出去。每一寸夺回的土地都浸透了泪与血,爱与恨。

      童贯率领的十五万宋军,被一直赶回了白沟(宋辽界河)。杀红了眼的契丹勇士,才停止追击。

      同样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土地,宋朝的将士为何在整整143年里,都不曾有过这种决死肉搏的勇气?惜命者最终将丧失一切。

      童贯被疯狂的抵抗者吓坏了,再也不敢轻易地越过界河一步。他想了一个歪点子:乞请金军帮忙攻城。此举不仅体现了宋军之怯懦无能,而且留下严重的后患:燕云十六州又要改姓了,既不姓宋,又不姓辽,而是姓金了。(又过近百年,南宋小朝廷故伎重演,请求蒙古军队协助灭金、夺金中都,导致燕云十六州乃至全中国改姓元。再过四百年,明将吴三桂求助清兵入关攻打李闯王占据的北京城,导致全中国改姓清。)

      萧太后手下的兵力伤亡很大,击退宋军之后,已不可能再扛得住金军的重击。当居庸关失守,萧太后不忍再让土卒白白地送死,只好放弃燕京,出古北口而西去。我估计,她在建有杨令公庙的古北口,肯定回了一下头,最后看了一眼长城脚下楼影幢幢的燕京城。那是她本人以及她的民族与一座城市的永别。

      北京城啊北京城,绝对称得上是中国的特洛伊。它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战争(包括阴谋与交易),远比特洛伊之役要漫长得多、惨烈得多、复杂得多。它改过许多名字:蓟城、燕都、幽州、辽南京(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北京、北平……它换过许多主人。为争夺北京而发生的大小战役——在我眼中,都带有史诗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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