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都有哪些帝王野史?清代帝王野史故事大全

  • 发布时间:2017-03-14 21:21 浏览:加载中
  •   努尔哈赤大展才略

      有明一代,自神宗以降,政治逐渐腐败。神宗朱翊钧,乃著名昏君,在位四十七年中有二十年不见朝臣,且挥金若土。下面官吏竞相贪污。全国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局面,于是全国民怨沸腾,民变四起。是时辽东总兵李成梁与东矿税监高淮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大肆搜刮民财,更陷辽东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地民谣说“辽人无脑,皆(高)淮剜之;辽人无髓,皆(高)淮吸之。”

      明朝的黑暗统治以及辽东的混乱局面,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施展宏图、缔造伟业的大好机会。他乘势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揭开了大清帝国历史的序幕。

      努尔哈赤,也称努尔哈齐,姓爱新觉罗,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是建州左卫酋长孟特穆的第六代孙。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长得凤眼大耳,仪态庄重。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受尽继母虐待,十九岁那年,父亲只给少量家产,让他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登高山,攀险谷,去深山老林采松子,挖人参,而后到抚顺马市(汉人与女真人进行经济交流的贸易市场)出售。他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书籍,受汉族思想影响较深,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后来他投到明朝辽东大将李成梁的部下。每次打仗总是奋勇冲杀,屡立战功,因而得到李成梁的赏识和殊遇。艰苦的劳动、广泛的阅历和紧张的戎马生活,使努尔哈赤终于成为一个意志坚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人,成为女真人中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被明军误杀事件,成了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的导火线。

      建州女真中有一个部落首领叫阿台,他联络了一些部落侵扰明边,深入到沈阳城南的浑河沿岸,还大肆掠劫抚顺。辽东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明朝驻辽东将军李成梁决心向阿台发动一场捣巢之战,任用觉昌安和塔克世做向导。明军从抚顺出发,向阿台的根据地古勒山进逼。阿台依山作寨,坚守不出。李成梁指挥明军用火攻坚,用云梯攀登,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终于攻克了古勒山,射杀阿台。这一仗明军获得了重大胜利,斩杀女真人二千二百余人,掠去财物无数。然而,李成梁听信一名叫尼堪外兰的女真小头目的挑拨和唆使,不问青红皂白,在攻打古勒山头中把觉昌安、塔克世也杀了。战争结束以后,发现觉昌安、塔克世被错杀,明军找到了他们的尸体,让努尔哈赤运回本部,并把攻打阿台时所得敕书三十道和十三匹马送给了他,还允许他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衔。这时努尔哈赤已是一个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的青年了,他不以承袭祖职为满足,决心报祖、父被杀之仇,于是以祖、父留下的十三副铠甲毅然起兵,迈出创立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以攻打尼堪外兰为理由,乘机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当时,尼堪外兰既有明军的支持,又有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帮助,力量强大。“兵不满百,甲仅十三”的努尔哈赤要想取得胜利,显然是很困难的。于是,努尔哈赤在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的同时,想方设法联合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并且极力缓和同明军的矛盾。他对明朝边臣表示,除了为祖、父复仇以外,没有别的野心。借以麻痹明朝,以便自己放手大干。尼堪外兰因有明军作后盾,有恃无恐,态度十分傲慢,威迫努尔哈赤向他投降。努尔哈赤不畏强敌,他对尼堪外兰说:“你本来是我父亲的属下,反要我来服从你,岂有此理?没有百年不死的人,我们走着瞧吧!”经过一番筹划,这位足智多谋的年轻统帅,带领一行人马,勇敢地攻打图伦城。尼堪外兰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并无真正作战本领,一遇上勇敢善战,武艺高强的努尔哈赤,就吓得六神无主。只好抛械弃城,带着妻子儿女逃到嘉班避难。努尔哈赤率领兵马,攻克了图伦城,旗开得胜。在图伦城缴获了尼堪外兰丢下的许多武器和物品后返回建州左卫的所在地赫图阿拉。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再次出兵,穷追尼堪外兰。因为有前次的胜利,这次出兵时士卒欢腾雀跃,士气大振,原来动摇的部落首领,也纷纷率众参加。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快开到了嘉班,尼堪外兰见势不妙,再次弃寨逃至鄂勒珲城。努尔哈赤攻下嘉班以后,得知尼堪外兰已经逃跑,又星夜追至鄂勒珲城,并很快将城攻破。但经过搜索却不见尼堪外兰,原来他又投奔明军据点抚顺东南的河口台去了。努尔哈赤马不停蹄出城再追,只见前面有一支四十余人的队伍,他跃马挥鞭,单骑冲入人群,拼命厮杀,虽多处负伤,但一人仍杀死杀伤三十四人,捉住六名中箭的敌人。他把敌人放回去给明军捎信,表示不杀死尼堪外兰决不罢休。守城明军看到尼堪外兰一败再败,狼狈不堪,再没有什么用处,就拒绝让他入城。他的部属见状后便纷纷投奔努尔哈赤。尼堪外兰众叛亲离,到处逃窜,最后被努尔哈赤的部将斋萨杀死。

      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是他统一女真的开端,也是他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过去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现在一跃而成为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原来处于溃散零落的一支部众,在他的带领下,正迈着大步,朝着振兴民族的方向奋进。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了后金政权,从而为以后的大清朝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女真族的多数部落,随着被努尔哈赤的不断征服和统一,逐渐离开了故乡白山黑水,向南迁徙,居住在辽宁抚顺以东,直到开原以北明朝“边外”的广大地区。他们已经以农业为主要的社会经济部门,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阶级。

      奴隶主是统治阶级,叫“贝勒”或“额真”。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奴隶是被统治者,叫“阿哈”(家内奴隶叫“包衣阿哈”),他们被强迫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并像牲畜一样,被任意买卖或杀害。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或从明朝和朝鲜掠来的边民。努尔哈赤和他的家族都占有大量奴隶,其他大小头目,甚至一般士卒也都可以分得俘虏作为奴隶。

      自由民叫“诸申”,或叫“伊尔根”,他们从事劳动,受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要当兵服役,还要承担贵族的摊派和勒索。富有的诸申、伊尔根也占有奴隶。

      由于奴隶制的出现和统一女真族军事行动的需要,女真族的社会组织也日益完善起来,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

      女真人各部落,按自然村居住,一个村多者二三十户,少者几户,满语叫“嗄山”,是女真族的基层单位。女真人早在原始社会氏族制时期,村民生产、行军或同别的部落发生冲突时就存在着一种叫“牛录”的组织。那时,凡参加出猎或行军的成员,每人持一弓箭,以族寨“嗄山”结合,十人为一“牛录”,其中有一人为首。“牛录”组织是不稳定的,出行则全,归寨则散。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军事行动中,把不析合并来的诸申、伊尔根编入“牛录”,并把它加以扩大。规定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下面配置代子二人作为副手。又置章京四人,分四组率士卒。每一章京所带的队伍叫“塔坦”(窝或铺之意)。五个牛录组成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为首;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设一固山额真(或叫固山贝勒)为首领。每一固山以一旗为标志,所以固山亦称为旗,固山贝勒就是旗主。1601年努尔哈赤正式建旗,初为黄、红、蓝、白四旗。后来战争不断取胜,队伍不断扩大,至1615年又增设镶边的黄、白、蓝、红四旗,这样就形成了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旗。

      八旗之间,各树一帜,互不统属。努尔哈赤为八旗的最高统帅,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其他六旗均由努尔哈赤的子、弟统领。八旗组织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以旗统兵,以旗统人”,诸申、伊尔根兵农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士卒出战,自备粮食、兵器,打了胜仗可分得财物和战俘。

      八旗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努尔哈赤规定:行军时,其道路广阔,八固山并列;道路狭窄,八固山合成一路。队伍保持整齐,禁止士卒喧哗和行伍杂乱。战时奋勇杀敌,战后不得隐匿所获的财物。因而八旗兵有较强的战斗力。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目的是加强对诸申、伊尔根的政治控制。但从此使原来散漫的女真人组织起来了,因而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八旗组织的出现,推动了初期满族社会的发展,为建立民族政权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为了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增长,营造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他提出了由近及远,“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报,逆者以兵临”的原则。起兵之时,征讨的范围限于在建州内部,把矛头只指向尼堪外兰,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暂避其锋;对蒙古和朝鲜尽量拉拢,表示亲睦;对明朝更是十分恭顺,每年都要派出使臣向朝廷贡献金币以及人参、珍珠、貂皮等。努尔哈赤还多次亲赴北京朝贡,明朝表扬他“忠顺学好,看边效力”,封他为“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也很注意建立根据地和保证物资供应。他目光远,志向大,早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统一战争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他就在呼兰哈达山下东南的二道河子,建筑了费阿拉城。这里地势险要,处在首里河与夹哈河之间的山坡上,周围群山环抱,三面为断崖绝壁,只有北面平坦,易守难攻。就在这个简陋的城堡里,努尔哈赤“定国政”,制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为建立政权作准备。以后为适应形势日益发展的需要又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在离费阿拉城不远的地方,即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处东岸,筑了一座新城,名叫赫图阿拉城,俗称老城。周围四里,城墙高六丈,有八道城门。有内外城,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家族及其他女真贵族;外城居住着八旗兵。各种工匠都住在城外。全城约有三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新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是后金政权所在地。

      为了解决军事物资供给,努尔哈赤还加强了同明朝的贸易,用女真人的土特产,诸如明珠、人参、裘皮、马匹等,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的马市上与汉民交易,换取粮食、布匹、铁器等等,保证了女真人生活、生产和军事上的需要。由于广开财源,物资日益增多,在努尔哈赤统治地区,出现了“民殷国富”的经济形势。

      努尔哈赤也很注意选拔人才。他从八旗头目中选择不喝酒、不爱钱,办事公正,既能又贤的人,协助他处理政事和司法事务。每隔五日集朝一次,裁决国家大事。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建政立国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新年即将来临时,八旗贝勒,努尔哈赤的弟弟和儿子们聚集在一起,议论说:“过去,我们的国家没有汗,大家都受苦;为了使我们国人安居乐业,天给我们降临了一位英明的汗。我们应该给抚育贫苦人民,恩养贤能,应天命而降生的汗上尊号。”这个意见得到女真族大小贵族的拥护,于是决定农历正月初一,作为给努尔哈赤上尊号的大喜日子。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

      这一天,赫图阿拉城气氛十分热烈,努尔哈赤的宫室显得庄重肃穆。八旗贝勒和八旗大臣率领文武官员,在四面分立八处。然后,代表八旗的八位贝勒从众人中走出来,捧着上尊号的文书跪在前面,八旗诸贝勒、诸大臣率众跪在后面。阿侍卫站在右侧,巴克什(满语学者秘书)站在左侧,额尔德尼接了八旗大臣跪呈的文书放在努尔哈赤的案桌书上。过了一会儿,额尔德尼再上前一步,从案桌上捧起上尊号文书大声宣读:上尊号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尊号一呼出,跪着的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都站起来,目视英明汗的尊容,向他表示敬意。这时,努尔哈赤从容地从御座上站起来,健步走出衙门,朝天叩首三次,又回御座。八旗诸贝勒,诸大臣依年岁为序,各向汗叩首三次,表示祝贺新年。这一天是满族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日,是满族政权正式诞生的标志。这个政权,名日金国,史称后金,年号天命。

      天命政权是满族奴隶主贵族政权,也是大清王朝的雏形后金国的建立,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天命三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手捧帛书,庄严向全军宣读“七大恨”,对天发誓:发军征明,自此与明廷誓不两立!

      “七大恨”是明与后金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大标志。关于其具体内容,《满文老档》与《明神宗实录》中都有记载,可以相互参照。

      《明实录》和《满文老档》,对“七大恨”的载述,虽然详略不一,用词、语气有所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评论的依据。首先,对这七恨,需要做些核实工作,看看哪些是真恨,哪些并不能称之为恨。

      努尔哈赤所说第一恨,杀其父祖,这既是事实,但又不完全准确。觉昌安、塔克世确是死于明兵之手,但一系“误杀”,是战乱之中误杀,不是蓄意杀害。二则是明军为惩掠边“夷首”阿台,因而出边,攻打古勒城,并非“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父祖。三则事后明臣即承认是误杀,送还遗尸,给与敕书三十道,使努尔哈赤承袭祖职,为都指挥,后又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晋为都督佥事,“长东夷”,蒙受“殊恩”,这也可算是弥补其过之举。

      第二恨为明国违誓出边,“护卫叶赫”,这一恨有些强词夺理,难以成立。建州与明辽东守臣立碑刻誓,仅仅是指双方不要越界,以免因采参伐木引起争端,并不是规定明兵不能逾越边境一步,不能出边。须知,努尔哈赤管辖的建州地区,也是“天皇帝”的辖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卫都督、都指挥,皆系明帝臣仆,其地皆为国土,明廷当然可以派兵进入女真地区,调解纠纷,惩治违法之人。而且,明国为什么要出兵边外,援助叶赫?这一点,努尔哈赤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在万历十九年斥责叶赫纳林布禄贝勒逼其投降献地时说: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

      努尔哈赤列举七年前纳林布禄之父兵仰加奴,伯卿家奴被明总兵官李成梁斩杀之事,对比自己父、祖“误杀”后的“厚待”,来羞辱叶赫,这些固然是事实,但由此不是更清楚地表明,明朝政府并不是存心褊袒叶赫亏待于己!

      第三恨,伐木之争,此事曲在明国,确系欺人太甚,实为大恨。

      第四恨,明遣兵出边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这就是当时轰动于世的“老女”之争事件。万历二十一年,叶赫布寨、纳林布贝勒等九部联军,为建州大败以后的第五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共同遣使,请求“更守前好,互相结亲”,愿以布寨之女布扬古贝勒之妹许与努尔哈赤,以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之女许与代善,努尔哈赤遂备办鞍马盔甲等物为聘礼,又杀牛设宴,宰白马,盛酒、血,与四国“歃血会誓”,但不久,纳林布禄即背盟违誓,将金台石之女嫁与蒙古喀尔喀部斋赛贝勒,将布扬古之妹另许他人。初许哈达蒙格布禄,万历二十七年哈达亡后,又改许辉发拜音达礼贝勒,万历三十五年辉发灭国以后,又许与乌拉布占泰贝勒。四十一年乌拉亡,布扬古于四十三年将妹改许蒙古喀尔喀部巴哈达汉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布扬古之妹,艳丽多姿,是当时名传满蒙的美女,然而,佳人命薄,由于政治角逐,年方十五即已许聘,中经多次改聘,直到三十三岁,仍未婚娶,成为“老女”,最后嫁与蒙古,一年而亡,实为可悲。

      已聘之女,而且是异常漂亮的美女,不能迎娶到家,反而被悔婚另许,当然是一大恨事。但是,这究竟应该怪谁?是努尔哈赤及诸贝勒大臣责备的援助叶赫的明国?不是,明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什么过错,不该负什么责任。以第一次悔婚必聘来说,这时明国不仅不援助叶赫,反而因叶赫数侵哈达而申斥叶赫。叶赫纳林布禄及其侄布扬古之所以悔婚,原因有二,一为杀父之仇。九部联军失败时,顺布寨贝勒被建州士卒武谈“掩而杀之”。战后叶赫索要遗体,努尔哈赤竟将布尸体剖为两半,仅归还一半与叶赫。既杀其身,又辱其尸,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焉能不报,布扬古怎能忘此切齿大辱,其妹怎能卖身事敌,何况叶赫从仰加奴、逞家奴起中经布寨、纳林布禄,到稍后的金台石、布扬古,皆骁勇善战、兵精将勇,素怀并南关(哈达)灭建州之志,怎能与努尔哈赤永结丝罗之好,昔日的订亲盟和,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这次的改聘,也包含了政治目的,是一种策略,企图以许与蒙格布禄“昔日所欲之女”为手段,来笼络哈达,乘机兼并,因而置婚约不顾,将女改许哈达。此后,叶赫将“老女”改许辉发,再许乌拉,皆大体上出于同一原因。这三次改许,可以肯定与明国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万历四十三年“老女”之许与蒙古,此时明国固然已经定下了扶持叶赫的方针,但这也是努尔哈赤逼出来的。明朝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保哈达抑叶赫以巩固边境。因此,万历十二年诱斩仰加奴、逞加奴,十六年又兴兵征剿,杀叶赫部众五百余,以后又多次训诫叶赫安分守法,不得轻举妄动。但是,努尔哈赤异军独起,扩展迅速,兼并“诸夷”,尤其是灭哈达、辉发以后,形势剧变,明才认识到建州才是真正的隐患,乃转而采取扶持叶赫,使其免于灭亡,牵制建州。而且此时辽东巡抚张涛也反对叶赫将“老女”许与蒙古。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布扬古将妹许与蒙古莽古尔岱时,明辽东边将还专门派人前往“谕止”,叶赫不听,于七月成婚。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谓悔婚另许之罪,加不到明朝君臣身上,这个第四大恨,根据不足,难以成立。

      第五恨为明国不许收割柴河、三岔儿、抚安三路庄稼,此恨与事实出入很大。所谓柴河等地,原来都是哈达王台、蒙格布禄辖区,努尔哈赤灭哈达后,就遣派人丁,大量耕种哈达旧地,但是,明朝政府不承认建州灭哈达的行动,认为这是叛逆不法行为,而且因为这些地方邻近叶赫,易起争端,威胁叶赫安全,威胁明境安全,故一直不允许建州人员住种收割。万历四十二年四月,辽东巡按翟风狲的奏疏对此讲得很清楚:

      “建州五百余人,耕种刘家孤山等地。此地一再谕令撤回”奴役有不牧种之甘结,讵意倏忽变幻时来。……南关(即哈达)地界,王台存日,自威远堡起,至三岔儿止。后王台故后,猛骨孛罗(蒙格布禄)在时,至抚安堡龙潭冲止,三岔儿一处巳为侵占矣。迨猛骨孛罗故后,俱属之建州,旧种之田味斯语也,又侵占抚安堡矣,分遣人牛,临边住种……今不论新垦旧垦,但系南关之地,由不当容建夷住种有五利焉。一不得逼近内地,侦我虚实。二不得附近北关。肆其侵扰……

      两疏讲得十分明白,柴河等地,是哈达旧地,明不许建州侵垦(因为明根本不承认建州之并哈达),建州也一再上奏具结,并立碑于石,保证不来耕种,但说归说,做归做,不管是具的甘结,或是立碑为誓,都不管用,仍然年年派人侵垦收获。就此而论,这个不许收谷的第五恨,又是强词夺理,缺乏根据,难以成立了。

      第六恨为偏听叶赫之言,遣人侮辱建州,此事乃指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使入境而言。《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皆载称,万历帝遣守备肖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但究竟作何“不善之言”,二书未叙。此事,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兵部覆辽东巡抚郭光复奏疏时,有所评述。兵部说:“今日筹辽,必以救北关为主。惟是奴酋反复无常,顷抚臣提兵出塞,遣羁酋佟修养性为间谍,遣备御肖伯芝为宣谕,谕之退地则退地,谕之罢兵则罢兵……”看来,所谓“不善之言”,可能是肖伯芝宣谕抚臣意旨,责令建州退地退兵,不要垦哈达之地,不要攻打叶赫。照此说来,肖伯芝没有什么大错。因为,明朝政府认为,建州本来就不应该并哈达垦其地,不应该一再用兵叶赫。努尔哈赤把此事列为明国对他欺凌侮辱的切齿大恨,其理由似乎不太充分。

      第七恨为明国责令建州退还哈达,恢复其国,褊袒叶赫,此事前已论述谈不上什么恨。

      总之,努尔哈赤所谓明帝欺人太甚的“七大恨”,只有第三恨伐木之争,明国全无道理,第一恨杀父祖之仇,明国应负其责,但不是无故蓄意杀害,而是“误杀”,并且明国还承认其过有所抚恤和封赏,其他五恨,理由都不充分。论据比较苍白,都难成立。

      “七大恨”的具体仇恨,固有很多不尽准确之处,但努尔哈赤利用这七件事来说明的主要论点,来表达女真——满族对明朝政府暴政的愤怒,却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个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国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为两百多年双方交往的历史反复证实了的。明朝的所有皇帝,哪怕是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都自命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是高不可攀,贱视“诸夷”,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奴酋”,称建州为“东夷”,称蒙古为“西虏”,一切少数民族,都是“蛮夷”,都是低贱之人,对之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边将“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人贡,否则拒之”。明将还勒令人贡女真献纳珍珠豹皮等土特名产。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实为公开抢夺。至于双方来往,那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贵贱悬殊。前面曾经提到,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对于一个明朝小小的游击胡大受,努尔哈赤就尊称为“游府老爷”,求他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就是这个游击,第二年又命差人持书,宣示建州守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有下述言语:以尔与朝鲜构怨,“故差官余希元前来宣谕”,“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矣,”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否则,圣天子在上,顺抚逆剿,……毋贻后悔“一则大模大样地叫什么”宣谕“二则既贱称为达子,还要加个犬旁,视如禽兽,三则勒令遵守国法,服从命令,否则大军征剿,从内容到形式,自事情到称呼,皆令人难以忍受,辱人太甚了。这只是小小游击的所作为,至于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程度,更是不说自明。

      对于这种被视如禽兽的极端低贱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载,皇太极致书辽东巡抚袁崇焕说:“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

      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领兵出关,攻城略地,发布木刻揭榜的七大恨文,告诉汉民说:

      “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这些材料,深刻地、科学地、有力地谴责了明朝昏君贪官劣将自比天高,贱视凌辱女真的横暴行为,尤其是榜文所说,明国“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止”,真是十分准确,异常生动,感人肺腑。

      明朝君臣之可恶,还在于他们制定的对待女真“分而治之”的方针,“七大恨”反映了努尔哈赤及整个女真族的另一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明朝破坏统一女真的事业。“七大恨”的第二、四、五、六、七恨,虽然不够准确,根据不足,但它所讲的,都是明朝政府干涉女真事务,破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正义事业。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女真只有克服涣散分裂状况,联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强大,不怕他族侵袭,摆脱明朝贪官劣将的盘剥,抵制明朝政府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生产才能大发展,民族才能迅速发展、进步。而这正是明朝政府所担心的事,它一定要执行“犬牙相制”、“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政策,为此不异重金收买,巧言相骗,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董山到王杲,从仰加奴、逞加奴到纳林布禄和布寨,以及对努尔哈赤的多方刁难甚至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一个目的,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努尔哈赤就是要用“七大恨”来表达他和全体女真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坚决反对明朝阻碍女真统一目的,他要维护女真的正当权益,他要当统一女真各部的强大的女真国汗,仅此而已,并没有与明为敌,取而代之入主中原的想法。

      “七大恨”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理合情的,女真就是应该统一起来,这是时代的潮流,民族的希望,应予以充分肯定,应当支持的,它对激励女真奋发图强,英勇冲杀,艰苦创业,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英明之主皇太极(1)


      清太宗皇太极是大清朝奠基人,早年随乃父努尔哈赤东征西杀,立下赫赫战功。不仅如此,他还一贯地注意善用人才。且举几例:皇太极从小跟随父兄,佩戴弓矢,骑马射箭,不仅练就了高超的武艺,而且培养了勇敢善战的精神。她力大无穷,膂力过力。沈阳实胜寺藏有他用过的一张弓,矢长四尺余,就是一个大力士也拉不开,而皇太极运用自如。据说,有一次,在征林丹汗时,途中缺粮,他和全将士一起行猎为生,他发一矢竟贯穿两只黄羊,没用多大工夫,他一人共射死黄羊五十八只,可见他气力之大。皇太极自己英超超群,对别的勇士也特别喜欢。他继承父位后,非常重视擢拔勇士。

      公元1628年(天聪二年)11月中旬,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绕道内蒙古,从今河北遵化县东北的长城龙井关入口,于12月17日包围了明朝的遵化城。天刚蒙蒙亮,他下令攻城。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攻坚战。明军壁垒森严,八旗兵冒着炮火与箭矢、滚石,奋勇攻坚。很多兵士抬着云梯冲到城下,攀梯而上。其中有个叫萨木哈图的士兵,不顾乱石飞箭,第一个登上城头挥舞大刀,一连砍倒许多明朝士兵,后边的清军乘机一路而上,迅速打破了明军的防守,很快占领了全城。

      战斗结束后,皇太极到前线慰劳八旗军将士,他听到萨木哈图勇猛奋战,第一个登城而入的事迹,十分高兴,立即召见了萨木哈圈,与他促膝长谈。过了几天,皇太极去遵化城举行庆功大会,奖励有功将士。凡立功的都被召到跟前,由皇太极亲自授奖。当萨木哈图走到皇太极跟前时,皇太极亲自把酒倒在最名贵的金杯里,为萨木哈图把盏,看着他把酒渴下去,然后,当众宣布拜萨木哈图为“备御”(将中最低一级),授予“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的荣誉称号。萨木哈图由原来的一个无名小卒骤然提升为将领,入主中原第一帝顺治帝。

      满族人入主中原后,皇宫中出了许多希奇古怪的事,这些事无不令广大汉族人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顺治嫁母这件事。大诗人张煌言曾专为此事赋诗一首:

      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这里的太后指的是顺治的母亲——孝庄文皇太后。孝庄文皇太后要嫁的人是多尔衮

      孝庄文皇太后是顺治皇帝的生母,她是皇太极晚年最得意、最受宠爱的妃子。她的容貌冠绝后宫,她的胆识和才华足以和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相媲美。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辅佐了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皇太极封他做睿亲王。他骁勇善战,多智多谋,是清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为了争皇权弄得剑拔弩张,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多尔衮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这样一来,既堵住了豪格一派的嘴,又达到掌握实权的目的,因为他在拥立福临继位的同时,提出了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辅国政的协议,这一举动拢住了镶蓝旗的势力,使豪格的势力顿时孤立起来,收到一石二鸟之效。达到目的不久,他排挤了济尔哈朗,自己做了摄政王,实现了专权的野心。进关后,八旗子弟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横扫大江南北,几乎完成了一统江山的大业。当时,宫廷内外,人们只知道有个多尔衮,不知道有顺治皇帝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废顺治而自立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却迟迟未动,这和孝庄文皇太后不无关系。多尔衮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干在当时在清廷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皇太极在世时,他就对嫂子——孝庄文皇太后——的国色天香垂涎三尺,皇太极在夜静更深之时无疾而终一事,颇受后人怀疑。孝庄文皇太后对于多尔衮的心思自然是知之极深,于是,色权交易的阴谋一拍即合,二人心照不宣,鹊桥暗渡。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随着军功、权力的增加,已不满足于山野村夫式的偷情,而是公然进出后宫,下榻于孝庄文皇太后处。孝庄文皇太后当时正当青春妙龄的虎狼之年,偷偷摸摸的幽会自然也满足不了她的强烈欲望,多尔衮进出后宫如履平地,把她的寝宫当成自己的家,对此,她不但不感到屈辱,相反却是正中下怀,乐得顺水推舟,借以笼络多尔衮。再加上满族刚人中原,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大,虽然觉得叔嫂通奸不怎么体面,但是,满族人的传统习惯可以为他们解嘲。因为在满族旧习中,父亲死了,儿子可以娶父妾,哥哥死了,兄弟可以娶嫂子。正因为如此,皇宫上下才对他们的私通视若等闲。就是顺治皇帝,也不觉得这是怎样的伤风败俗,所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

      当时,清宫中有一个智囊人物,名叫范文程,他为清人人主中原立下极大的功劳,当他知道多尔衮和皇太后的欲望愈演愈烈、不能自禁的时候,就明白了多尔衮和皇太后的用心,为了取悦当权派,范文程采取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策略。他对朝臣们说:“摄政王德高望重,无与伦比。可是,他自己却谦虚谨慎,从不居功索报。实际上,朝廷也没有什么可以酬劳摄政王的不世之功的。我们的皇上即使想报答摄政王,也苦于无从报答。对此,我们做臣子的,应该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千方百计地为皇上分忧。在微臣看来,摄政王虽然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但是,也还是有法报摄政王天高地厚之恩的。大家知道,摄政王本来就是皇上的叔父,到现在,这种关系更加亲密,摄政王对于皇上来说,无疑是和父亲传位给儿子没有什么两样。摄政王既然能把皇上当作儿子看待,那么,皇上为什么不能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摄政王?”对于范文程的如簧巧舌,众大臣都认为言之成理。因为在当时,身居要位的,都是满族人,他们对汉人视为大防的伦理道德看得很淡,叔嫂通奸之类的事情只不过是寻常的饮食男女,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朝廷中的汉人,都是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为了自保,他们只能是随波逐流,所以,范文程的一番歪理得到文武大臣的认可。在征服了群臣之后,范文程又开始摇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他直接向顺治下说词,他对顺治皇帝说:“陛下,我最近听说,摄政王正在哀悼亡妇,摄政王对我大清王朝,可称为中流砥柱,可是,在此盛年之际,府上没有聊慰寂寞的人,令人看了不忍。摄政王视皇上犹如父亲视子,那么,皇上待摄政王,也就应该如子待父。再说,现在皇太后寡居后宫,冷清无偶,孤伶伶地独守空房,她的凄惨心境皇上可想而知。皇上立刻请摄政王和皇太后夫妻团圆,这样,既能解除摄政王同皇太后问的相思之苦,也可使皇上能尽人子之孝,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不知陛下以为怎样?”

      顺治听了范文程的一番宏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想,母后同多尔衮,早已两情相悦,形同夫妇,宫中上下已是人人皆知了,所差的,只是婚嫁形式而已。目前,朝中大权尽集于多尔衮一人身上,他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如果触怒了他,我虽然贵为皇帝,也会被他消灭于无形之中,那时,虽然我不同意他和母后的婚事,但是,世上也没有谁能阻止他二人的结合。与其这样,倒不如玉成其事,这样,既可博取他们的欢心,又能为自己执掌朝政赢得时机。想到这里,顺治喜形于色,点头同意了范文程的意见,他知道,范文程的那一番话,事先已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同母后的同意,不然,借给他一个胆,他也不敢下那一番说词。他的话,虽有讨好多尔衮的嫌疑,但也算说出实情,而且还为这桩不体面的婚事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使我行事不至于太难堪。

      为了让多尔衮同母后二人心满意足,顺治皇帝破天荒地下了一道嫁母诏书。诏书中说:“皇太后在正当盛年时就丧偶寡居,一个人在宫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花秋月,太后心中悲苦已极。我贵为一国之主,以养育天下万民为己任,却没有奉养好皇太后,只做到满足皇太后的物质享受,没有满足皇太后的精神需求,以致于皇太后在丧偶以后,整天生活在凄切愁苦郁闷和烦躁之中,连自己的母后都不能达到心满意足,还怎么让天下人克尽孝道?我的皇叔父现在也是一人独处,他的身份和容貌,都堪称我们国家的第一人。对于他,皇太后极其赏识,愿意以太后的尊贵下嫁给摄政王——我的皇叔父。作为人子,我体会到母后的良苦用心和宽广胸怀,因此,尊重皇太后的意愿,同意她下嫁给摄政王。皇太后下嫁时,应该举行什么样的典礼,需要什么样的规模,有关部门要认真拟议办理。”

      顺治皇帝这一嫁母诏书发布后,朝廷上下一片混乱,群臣苦于无所适从。因为皇太后是国母,国母再稼,属于国婚,可是,所嫁的人,如果不是皇帝,那么,皇太后还是不是国母?现在,皇太后封号未除,所嫁的人又是摄政王,就出现了极不好解决的问题:按照惯例,皇室大婚,是要举国同庆,群臣要上贺表和礼品的,这个礼品是按帝王的规格还是按王爷的规格?贺表的称呼又该怎么写?是恭贺摄政王,还是恭贺皇太后,还是恭贺皇上?群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即使敏捷如范文程,也无法确定。最后,只好表请顺治定夺,在经过顺治恩准后,群臣只能恭贺皇父摄政王,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称呼。从此以后,群臣每有奏折,都要写上皇父摄政王和皇帝的称呼。

      到了乾隆年代,大学士纪晓岚在检点皇宫文件时,发现太后下嫁诏书及各种贺表奏章,觉得有碍观瞻,因为这时,汉文化已经被满族人所接受,最高当局已摈弃了他们那古老的习俗,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纲常的观念。因此,奏请乾隆批准,消除了这些皇宫案牍。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太后下嫁后的奏章以及当时的诏书贺表。不过,人们从孝庄文皇太后这一红颜女杰死后没有埋进皇陵一事上,仍然看出了蛛丝马迹。(《清宫遗闻》)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一个英雄,而且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他执掌朝政的近十年间,不但真正完成了大一统的任务,而且采取了宽厚的、与民生息的政策,使数以百万的流离失所的明朝遗民复归农桑,为清朝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做出的暂缓强迫汉人剃发的决定,缓和了满汉间尖锐对立的民族矛盾。他开始了重用汉官的先例,使汉族官员有职有权,这为大清王朝的建设积聚了人才。他采取的礼遇洋人的举措拓宽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渠道,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但是,这位在政治土高瞻远瞩的顺治皇帝在个人生活问题上,却不像处理军国大事那样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而是举止失措,进退无据。顺治八年,他举行了大婚礼,将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立为皇后,仅过两年,就把这位聪慧乖巧、天生丽质的皇后废掉了。顺治十一年,他又和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之女举行了大婚礼,并立为新皇后。一生之中举行两次大婚,清朝历史上也只有顺治一人。到了顺治十五年,又借故把第二个皇后也废掉了。在顺治短暂的一生中,娶了十九个妻妾,几乎一年一个,但是合乎心意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对于董鄂妃,顺治是爱若至宝,不管他心情如何不好,只要一见到董鄂妃,立刻云开日出,眉展眼笑。每当他和董鄂妃在一起时,那种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的情景,简直和寻常百姓家的恩爱夫妻一般无二。他和董鄂妃间的互敬互爱、互相理解和尊重的感情,和李商隐笔下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至情至爱的理想伴侣毫无二致。董鄂妃是以妾的身份进人皇宫的,这在皇帝看来,和收买一件衣服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顺治却郑重其事,仿佛是娶皇后,竟然诏告天下。董鄂妃一进宫,席不暇寐,就被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晋封皇贵妃。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二人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但是,那种不可须臾或离的情感的确能惊天地、泣鬼神。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贵妃董鄂氏不幸病故,顺治痛不欲生,为董鄂妃停止朝政五关。过了不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奉圣母皇太后的懿旨:皇贵妃协助我处理后宫,有几年之久,她的才德应该给予表彰,让天下人都知道。在她的管理下,皇宫制序走向规范化。可是,天不佑人,让她英年早逝。她的突然西行,我的心痛疼难忍,哀悼不已。应该追加皇后的封号。用来表示我对她的表奖和尊崇。朕秉承圣母皇太后的旨意,特地采用追封的办法,并加封谥号,谥号是: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至于加封皇后应举行什么样的典礼,你们礼部要认真、详细、从速商议并交给朕审核。”这道圣旨一颁布,立刻引起朝野哗然,人们不约而同地想道:“这个董贵妃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得到这样天高地厚之恩?”

      董鄂氏是仟么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有夫之妇。至于这个“夫”是谁,却颇费思量。

      有人说,这个“夫”是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有一次顺治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弟媳董鄂氏,这一相见,使顺治忘了芸芸众生之中还有别的女性存在,一颗心立刻移到了董鄂氏身上。董鄂氏呢?对顺治也是一见倾心,觉得只有顺治才是她的夫君,当时就眉来眼去,两心相许。过后,顺治不是把董鄂氏以种种借口请进宫中,就是借故到襄亲王府中和弟媳幽会。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有一天,他们的轻狂举动被博穆博果尔发现了,当时他忍气吞声,回到王府后,他狠狠地教训了董鄂氏。顺治得知后,痛在心里,恼在脸上,狠狠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从此,他的弟弟就因为有怨发不得、有恨说不出而郁郁死去。弟弟刚死,顺治就把董鄂氏娶进宫中。

      也有人说,这个“夫”是江南才子冒辟疆。清人入关后,江南一片混乱。投降清廷的高杰手下在乱巾闯入冒辟疆家,劫走了董小宛,为了讨好清朝,他们把董小宛献给供承畴,洪承畴又献给了顺治,从此,顺治的皇宫中便六宫粉黛无颜色。对于董小宛被劫一事,大诗人吴梅村写了这样的诗句:

      乱梳云髻不妆楼,尽室仓皇过渡头。

      钿合金钗浑寒却,高家兵马在扬州。

      江南丢失了董小宛不久,皇宫中便多了一个色艺双绝、独占皇恩的董鄂妃,对此,人们认为这个董鄂妃就是董小宛。因为清朝宫廷之中,从来不允许汉族妇女立足,所以,为了既能占有董小宛,又不会引起朝廷内外的议论,顺治就给董小宛赐姓为董鄂氏。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当然无法遮住天下人的耳目,吴梅村写道:“王母携双成,绿盖中来”,“可怜千里享,萎落无颜色”,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董鄂氏就是董小宛。对于董小宛被虏进宫一事,冒辟疆也深信不疑,但是出于全身远祸的考虑,他对外诡称董小宛病故。他在《亡妾董小宛哀辞序》中写道:“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交俪者九年。至辛卯献岁二日长逝。”而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追忆董小宛的音容笑貌,毫发毕至,精雕细刻,可是,对董小宛病时的形状却没有一言半语的交待,显然,作者是在用曲笔告诉世人:董小宛的死,只是一个假语村言。

      不管皇宫中的董鄂妃是哪一个,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这个董鄂妃极合顺治的心意,顺治对她也用情颇专。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就如元稹描述的那样“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在董鄂妃死后三个月,顺治皇帝在不满二十四岁的有为之年,心如枯木,对繁华尘世了无牵挂,毅然削发为僧,到五台山出家。尽管皇太后和众大臣再三劝解,“无奈英雄更多情”,虽然没有以死谢知己,但是,从此在青灯古佛下度过余生也足见顺治的痴情了。

      顺治的离家出走,置大清江山于不顾,使清官上下大惊失色,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匆匆对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欺骗只能得计于一时,不久,世上就风传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大诗人吴梅村以他那如檩巨笔写道:

      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

      预从最高顶,洒扫七佛坛。

      灵境乃杳绝,扪葛劳跻攀。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

      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

      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滠。

      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

      房里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

      这首诗把顺治因为心灰意冷而出家,以及出家后闷闷不乐的情形逼真地描绘出来。

      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名,多次到五台山探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在董鄂妃生前,他在和董鄂妃两情愉悦之时,曾对董鄂妃说:“没有你,我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董鄂妃死后,顺治用行动表明对董鄂妃刻骨铭心之爱。作为一国之君能如此用舍弃江山的行为去殉情虽然可贵,但是,他为了一己私情不惜牺牲他人的性命,这就令后人齿冷了。董鄂妃死后,他用了一个帝王所能用的权力,去为爱妃送葬,诸如:寻死觅活,想用自杀去酬谢红颜知已,弄得宫中上下不得不在忙着丧事的同时还得分出一半精力去照科他,以防止他自杀。为了证爱妃在黄泉路上仍能享受皇宫的荣华富贵,把董鄂妃生前住的两座宫殿中的所有珍稀陈设全部烧掉。为了使爱妃在荫曹地府不寂寞,顺治残忍地把平日侍候董鄂氏的太监和宫女十三人全部赐死殉葬。同时,他下令全国服丧,官吏服丧期为一个月:百姓服丧期为三个月,而他自己则用蓝笔批阅奏章长达四十天,超过皇帝和太后死用蓝笔批本二十七天的惯例,且自己还写了《董妃行状》的缅怀文章,洋洋洒洒数千言,把爱妃的音容笑貌以及二人相处时的欢悦融洽的情景维妙维肖地描绘出来。即使这样,还是不能使思念之情稍减,以致最后只能出家求以解脱。

      无比伦比的康熙帝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清世祖福临驾崩,年仅8岁的三皇子登极承统,在金銮宝殿上一坐就是61年。其享国之久、文治武功之高,历史上的封建帝王罕有与之匹敌者。他把明清鼎革以来危机四伏、疮痍斑驳的大清帝国经营得疆域辽阔,秩序井然,开奠了与历史上任何盛世相比亦毫不逊色的“康乾盛世”。他就是清朝第四代君主,庙号圣祖,年号康熙的爱新觉罗氏玄烨一清沿明制,一个皇帝在位只用一个年号,故世称康熙皇帝。

      玄烨是顺治皇帝的三皇子,出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生母佟氏。外曾祖佟养真追随清太祖起兵辽东,可谓开国元勋。外祖父佟图赖亦屡建战功。因此,正蓝旗佟氏家族在汉军八旗亦算门第显赫。但是,天生丽质、出身名门的佟氏被选人宫后并未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她只是皇帝为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旧俗的政治婚姻。所以,她生的儿子自然未被父皇作为皇储爱怜。

      可是,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这个三皇孙情有独钟。她派身边侍女苏嘛喇姑协助保姆看护玄烨,教他读写满汉文书,而且还经常亲自教诲玄烨。孝庄太后既怕玄烨受委屈,对其百般爱护,同时很早就以皇储的标准来多方面地培育玄烨的品质和情操。太后的精心爱护和教养如阳光雨露一样温暖滋润着玄烨幼小的心灵,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所渴求的父爱,而且也造就了他自强不息的性格。玄烨自幼精于骑射,兼通满汉,完全具备了人承大统的才气。

      顺治皇帝曾疯狂地追求弟媳,后来竟封其为董鄂妃。他一心想让爱妃董鄂氏所出皇四子继承皇位,可是这个小生命存活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董鄂妃从此,再也未能生育,不久也死去。只有到这个时候,玄烨在父皇的眼皮底下才有了重要地位。顺治十六年(1559年),6岁的玄烨与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同进宫向父皇请安,顺治询问皇儿们日后志向。常宁仅3岁,双眼珠一转,反问:“什么是志向?”福全虽然年长却是庶妃所出,位卑气谨,回答说:“臣儿愿做一个贤王。”玄烨则朗声回答:“臣几愿效法父皇,勤勉尽力!”顺治知道这是太后的刻意安排,开始考虑将玄烨做为皇储人选。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因董鄂妃仙逝后一直精神萎靡的顺治皇帝又身染可怕的天花症,自知将一病不起,在征求了洋教士汤若望的看法后,便按照太后的安排,遗诏玄烨继位,随即撒手人寰,魂追董鄂妃去了。正月初九,玄烨在太后主持下举行了登极大典,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加封孝庄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孝庄太皇太后随丈夫皇太极征战塞内外,扶持幼子福临入主中原,这时又辅佐幼孙玄烨踏上了巩固爱新觉罗氏大清江山的途程。如果按照满清旧制,将由宗室诸王辅佐幼主处理政务。孝庄太皇太后经历三朝,对宗室诸王辅政带来的弊端记忆犹新,对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的擅权专断更是心有余悸。所以,在顺治临终前,她与福临反复商讨,决定改变旧制,任命重臣辅佐新主,在体制上将决策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除此而外,她集中更多的精力训导康熙学习如何执掌政权的本领,如何将祖先的基业发扬光大以造福黎民百姓。康熙没有辜负太皇太后的关怀和期望,对祖母极尽孝道,处理政务也很干练。他少年老成,在他的统治下,大清的江山基业注定要稳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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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