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将相野史大全

  • 发布时间:2017-03-14 21:15 浏览:加载中
  •   功高第一的徐达

      徐达(1332——1385)明朝初年名将。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世代农家出身。元朝末年参加朱元璋军,与常遇春同称才勇。朱元璋攻灭张士诚,北上灭元,都用他为大将军。明洪武元年(1368)率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分兵定北方各地。以后又连年出击扩廓帖木儿。他有谋略,行军持重有纪律。封魏国公,死后追封中山王。

      元朝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夏天。淮河流域的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县太平乡。

      这是五月的一天,太阳底下有杆红旗插在一座草屋前面。一群年轻的庄稼汉子,正围着几个头裹红巾的士兵高声谈笑,亲热异常。

      为首的士兵头儿,是位大个黑脸青年,高额头长下巴,模样古怪中带着威严。他一边亲热地和大家拉手拍肩,一边眉飞色舞地讲道:“乡亲们,我这次回来,是奉郭元帅的将令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的。如今兵荒马乱,大家伙守在这穷乡僻地,既要忍饥挨饿,还得担惊受怕,不如千千脆脆出去闯荡一场,兴许日后还能闯出个什么名堂来。蒙古人的气数已经快到尽头了。大家都知道濠州城被围困了7个月,5万多官兵硬是打不下来。最后,连他们的主将贾鲁也莫名其妙地得病死了。贾鲁这一死,官军便成了一群无头苍蝇,只好退兵回徐州去了。”

      “嘿!重八大哥,我们心里想的跟你说的一样。”大个子徐达一拍大腿喊道:“大家早就有心想投奔红巾军,杀几个蒙古官军出出几辈子的怨恨。只是没人牵线。现在你回来了,这下好了,大家就跟你走。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放牛肚子饿得难受,杀了田主家的小牛烤肉吃的事吗?只要将来能有个不愁吃穿的好日子,弟兄们愿意跟着你打到天边去。”

      听了徐达这么一说,周德兴、郭兴、郭英、费聚、邵荣等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这位名叫“重八”的士兵头目,就是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过这时,他还未成什么大气候。一年前,他是个穷途无路的游方和尚,出家所居的皇觉寺被元兵一把火烧成了残垣断壁,只好走“逼上梁山”的造反之路。

      朱元璋这次带着几个士兵回到家乡,是来招募士兵的。虽说身份才只是个小头目,但毕竟今非昔比了。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儿童时代一块长大的伙伴朋友,闻讯后都聚拢来了。其中徐达小时候和朱元璋一块放过牛,感情十分友好。这次见面后,俩人又谈得非常投机。

      在朱元璋和徐达等人的奔走联络、游说鼓动下,不到10天功夫,便招募到700多人。这些人都是世世代代的乡里亲朋,远近多少都有些宗族关系,沾点婚姻亲戚,一旦有人出头号召,自然就会群起响应。他们后来便成为朱元璋军中的骨干将领。史书上称为“淮西老将”。

      当朱元璋带着新招募的队伍回到濠州城里,元帅郭子兴十分高兴。过了不长时间,他便任命朱元璋担任镇抚职务。从此,朱元璋便一跃而成为带兵官员了。

      朱元璋从招募的这700人中,挑选出24名淮西老乡,担任军中的大小头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儿时好友徐达。

      徐达应募投军的这一年,已是23岁的小伙子。他比朱元璋小3岁,人长得身材高大,强壮有力,高高的颧骨,性情刚毅,临危武勇敢为。他的家庭,是世世代代务农为生的庄稼户。在徐达从小到大的这20多年间,淮河流域的老百姓,备受天灾人祸的煎熬,可真是受尽了艰难,吃够了苦头。

      先说蒙元统治者的残暴压迫。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70多年里,民族压迫尤其野蛮苛刻。蒙古人征服中国后,将天下人口划分为四个阶层:第一是蒙古人,地位最高贵;第二是色目人(西北地区各族人和来到中国的中亚、东欧人),被蒙古人利用来压迫较后被征服的汉族人;第三是汉人(原金朝的汉、女真、契丹、渤海、高丽人,以及四川地区的汉人);第四是南人(原南宋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贱。蒙古统治者贱称汉人为“汉子”、南人为“蛮子”。并且规定蒙古人欧打汉人时,汉人不得还手。即使蒙古人打死汉人,只不过判处当兵出征和罚交烧埋银。反过来,如果汉人打了或打死蒙古人。就要严行断罪。

      南宋灭亡后,蒙古统治者将南人20户编为一甲,作为行政管理的最基层组织,甲主由蒙古人担任。甲主对甲内的居民有绝对的权威:衣服饮食唯其所欲,童男少女唯其所命。甲主糟蹋霸占平民的妻子女儿,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甚至夜间禁止平民通行,违反者要笞打27下。这些虽然是南宋灭亡后一段时期的情形,但它留给南人的惨酷印象和屈辱心理,却是世代难忘的。

      再说天灾。在徐达十二三岁时,淮河一带旱灾、蝗虫、瘟疫相继而来。老天爷失时不雨,田地干裂开一条条龟缝,禾苗就像秃子头上的稀毛。蝗灾又如同雪上加霜,把那稀毛般的庄稼吃了个精光。旱蝗之灾过后,又流行起了疫病。吃野菜树皮草根的穷苦百姓,温饱尚且顾不上,哪里有钱买药治病,眼睁睁看着亲人浑身发热,上吐下泻咽了气,大家才明白这是闹上了瘟疫,又慌不择路地拖儿带女,四处逃难了。徐达和家人也曾离乡背井,逃辟瘟疫,过后才又返回老家的。至于朱元璋家中,就是这个时候,接连死了三个亲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他只好出家当了和尚。

      在蒙元王朝统治的末期,不只是淮河一带灾祸频繁,民生凋残。在中原地区。由于官府不修水利,黄河连年决口,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到处是人烟寥落,凄凉黯淡的景象。

      1351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反抗蒙元残暴统治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终于在官府督修河道的工地上爆发了。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短衣草鞋,头裹红巾,手持竹竿锄头,长予大刀,捕杀官僚,攻占县城州府,开仓散粮,破牢放囚。起义军传唱着“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歌谣,敲响了蒙元王朝的丧钟。

      红巾军大起义如同燎原烈火,迅速燃遍了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首举义旗的是颍州(今安徽阜阳)刘福通,随后有徐州芝麻李、赵均用、蕲水(今湖北浠水)徐寿辉,湖北襄县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人继起响应。此外,还有非红巾军系统的浙江台州方国珍,江苏泰州张士诚等起义军,皆各据一方,自立名号,创建政权,把个蒙元王朝像剖瓜似的拦腰截成了许多碎块。

      话说在濠州举事起义的郭子兴,祖上原是山东曹县人,打他父亲这代起来到安徽定远县居住谋生。郭子兴兄弟三人因善于经营盘算,逐渐发迹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家富户。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定远、钟离一带的农民揭竿而起,动辄就会合起数千人马。常言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兵有粮草头王”。1352年二月间,早已加人民间秘密宗教——弥勒教的郭子兴,招集了几千人,趁黑夜偷袭濠州,冲人州府官衙,杀了元朝州官。然后,郭子兴和起事的头目孙德崖等五人都号称“濠州节制元帅”。

      濠州城头红旗一举,远近的穷苦百姓纷纷前来投奔。义军的声势越发壮大。朱元璋是在濠州起事后两月投军的。他先当兵卒,不久,就因机敏能干被郭子兴调到帅府担任亲兵九夫长。又过了几个月,朱元璋在军中以勇敢有见识,重义气得人缘而名声四传,郭子兴便把他当作心腹体已看待,还将干女儿马姑娘许配给他为妻。就连“元璋”这个名字,也是郭子兴给他取的。

      前面说到濠州被元兵围困,那是135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的事情。元兵因主将病死退走后,城里的红巾义军才长长松了口气。由于围城期间折损了不少兵马,朱元璋征得郭子兴同意后,回到家乡招募队伍补充兵员。

      再说濠州城里的五个义军元帅,并不是心有宏图远志的人物,相互之间常为了一些小事勾心斗角,消耗实力。就连带头起事的郭子兴,也是心胸狭窄,贪图财货,遇事缺乏决断。而朱元璋却是个胸有大志,心有盘算的英雄豪杰。他看出总果在濠州城里,早晚会出事。所以,他便想打破僵局,开拓新地盘,发展势力。

      朱元璋向岳父郭子兴说明心意后,便带着徐达、费聚等24人,南下定远县,准备掠地招兵。定远是郭子兴的家乡,他的旗号在这里很有号召力。朱元璋利用这个地利人和之便,连续收编了几支地主武装,再加上陆续前来投奔的人数,几个月的功夫,竟发展到两万多人。对这支生力军,朱元璋重新编制,加强训练。他特别重视军纪,严令不许扰民。

      军势壮大之后,朱元璋在谋士冯国用、李善长的参谋下,决定南下攻打滁州(今安徽滁县)。滁州的元军力量弱小,被朱元璋军队一个猛冲便攻占了。不久,郭子兴也从濠州来到滁州驻扎。

      1355年正月,由于滁州缺粮,郭子兴派朱元璋去攻打和州(今安徽和县)。攻取和州后,郭子兴提升朱元璋为总兵官,负责镇守。

      从南下定远到攻取和州,徐达一直是朱元璋的得力助手。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出谋划策,逐渐显示出了统兵作战的军事才能。朱元璋看到徐达的才干谋略出于众人之上,便在郭子兴面前为他请功,并建议提拔重用。郭子兴采纳了朱元璋的建议,任命徐达为镇抚。

      三月间,和州城里的红巾军又闹了一场窝里斗。因濠州缺粮而来到和州就食的孙德崖,与郭子兴难以相处,决定率领自己的队伍离去。朱元璋为了不伤和气,亲自送孙德崖的队伍出城。谁知没走多远,后面传来消息,说是郭子兴将殿后的孙德崖抓了起来。孙德崖的将士不由分说,也将朱元璋扣押不放。然后,派人通报郭子兴换人。但是两边谁也不肯先放人,都怕对方不守信用。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两天,朱元璋在孙军中险遭人害。在这个情势危急关口,新任镇抚官徐达挺身而出,向郭子兴请求:他愿先到孙军中作人质,换回朱元璋,与孙德崖交换。

      郭子兴正在不知如何才好,见徐达这样挺身赴险,急忙同意。最后,当孙德崖被放出城回到军中后,徐达才得以释放,平安元事。这件事,使朱元璋对徐达心怀感激,更加信任和重用了。

      捉放孙德崖这件事,使郭子兴窝了一肚子闷火,气恼之下便得了重病,不久就去世了。郭子兴一死,他的次子郭天叙继任了元帅职位,郭子兴的妻弟张天韦占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的地位虽说只是第三把手,但因他身边有徐达、汤和、冯国用、李善长等勇将谋士,再加上他招募收编组织起来的军队占多数。所以,实际上朱元璋才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1355年六月一日,朱元璋与徐达、汤和、李善长、冯国用等人率领3万大军,乘船渡江,杀向南岸。与和州隔江相望的太平路(今安徽当涂),是富庶的产粮区。朱元璋决定先占领太平路,而后相机进取集庆(今南京)。

      长江南岸的要塞采石矶,是太平城的咽喉之地。元将蛮子海牙早已率弓箭手和长予手严阵以待。朱元璋的红巾军两次冲击都被元军打退,开战不利。勇将常遇春和胡大海身先士卒,发起第三次冲击,终于杀散元军,登上南岸。朱元璋和徐达等人指挥大军乘胜进攻,一鼓作气拿下了太平城。

      元军不甘心失败。弃城而走的蛮子海牙从水路以战船封锁采石;陆路由陈埜(ye)先率地主武装“义军”数万人直扑太平城。

      朱元璋早已做好准备。他派徐达、邓愈两人各率一支精锐骑兵埋伏于城南山中。陈埜先仗着人马众多,亲自督促“义军”拼命攻城。就在城上城下攻守双方激烈鏖战之际,南山中的两支伏兵奔袭而来,徐达、邓愈二马当先,从背后杀人“义军”阵中。陈埜先前后受敌,惊惧失措,慌忙领军夺路而逃,结果被邓愈活捉。水路元军得知陆路“义军”失利,只好顺流而下奔集庆去了。

      太平城转危为安。接着,徐达又受命带数千人马,出太平向东攻占了溧阳、溧水,从南面对集庆形成包抄之势。1536年(元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会合水陆诸军,攻取了集庆城。元朝守将福寿战败身死,军民共计50余万人归降于朱元璋。

      朱元璋取得集庆后,改名为应天府。这时,他的地盘刚得到扩展,周围是元军或其他起义军,处于四面邻敌的状况。于是,他从长计议,决定以应天为中心,先给自己营建一块根据地,而后再作远图。

      应天东面的镇江,由元将定定把守。如果镇江落到割据东吴的张士诚手中,就会对应天构成威胁。因此,朱元璋在应天稍作休整,即命徐达统兵进攻镇江。在出兵时。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与徐达商量演了一场“苦肉计”:他故意找徐达的过错,而后大发脾气要从重处治,经李善长等人再三求情,才准予戴罪出征,立功免罪。

      徐达被任命为大将军。大军出发时,朱元璋再三告诫道:“我自起兵以来,从不妄杀无辜。你要明白我的心意,严格约束部下。攻取镇江后,不许焚烧杀掠。若有违犯者,定依军法处置。”

      徐达顿首领命,率军浮江东下,攻取了军事重地镇江。军中号令严明,百姓宴然。然后又分兵掠取金坛、丹阳等县。朱元璋任命他为统军元帅,驻守镇江。

      此时,张士诚已占据常州,派水军来攻镇江。徐达于龙潭击退来犯之敌,急派信使请求朱元璋派兵进围常州,以为牵制。朱元璋派3万大军增援徐达。张士诚也派遣兵将驰援常州。

      徐达考虑到敌方援军来势锐盛,不易强取,便在常州城外18里设下两支伏兵,又派大将王均用为奇兵,然后亲自督军迎敌。张士诚的援军遭徐达迎头拦击,又受王均用侧翼横冲,败阵而退。这时,两支伏兵齐发,敌军大溃奔逃而去。徐达擒获敌方两员大将,乘胜挥兵包围常州。

      常州被围既久,城内粮草缺乏,军心动摇。徐达与汤和督军加紧攻击,终于在次年三月攻克了常州。朱元璋将常州改路为府,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共同领兵镇守。

      四月,徐达又与常遇春等将在朱元璋亲自指挥下,攻取宁国。七月,徐达派前锋将赵德胜攻常熟,擒获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张士德善战而有谋略,为张士诚攻取了浙西大片地盘。他被俘后绝食而死,使张士诚极为沮丧。

      1358年十月,徐达与邵荣等人联兵夺取了宜兴。这样一来,朱元璋相继取得了应天周围的战略要地,在东面挡住了张士诚西犯的门路;在西面对徐寿辉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

      1360年五月,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害。陈友谅自称皇帝,国号汉。他占有江西、湖广大片地盘,是割据群雄中力量最强,野心也最大的人。他派使者与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朱元璋。然后统率大军沿江东下,来攻应天。

      朱元璋命诸将分头埋伏于应天城内外各险要地点,而后派陈友谅的熟人康茂才诈降,诱使陈友谅进入埋伏圈中。伏兵四起之后,陈友谅情知中计,但已无退路。此时,徐达伏兵于南门外,看见朱元璋黄旗挥动,即刻带兵杀出。这一战击溃陈友谅的主力,生俘7000余人,缴获几百艘战船。

      陈友谅乘船逃脱,奔还江州(今江西九江)。

      徐达乘胜统兵收复太平,又与诸军会合,攻克安庆。

      正当朱、陈两军在江南连续作战的同时,江北的红巾军接连失利,形势危急。1363年,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围攻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派人向朱元璋求援。如果安丰失陷,应天就将失去一道屏障。朱元璋带领徐达等将渡江北上救援刘福通。

      就在这时,陈友谅乘机发兵60万,大举进攻,首先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督军死守城池,等待援兵。

      七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至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开战第一天,徐达冲锋在前,率部下击退敌军前锋部队,杀敌1500余人,缴获一艘大船。俞通海等将发起火攻,烧掉敌船20余艘。徐达战船着火,敌军乘势反攻。徐达奋不顾身,带头扑灭大火,拼死搏战,与朱元璋派来的援兵一起杀退敌军。

      两军于湖上相持不下。朱元璋担心张士诚乘虚进犯,便命徐达连夜回应天负责守备。徐达在应天修城备粮,整顿士卒,警惕防守,使朱元璋得以无后顾之忧。

      鄱阳湖一战长达36天之久。朱元璋依靠火攻终于大胜敌军。陈友谅在激战之中被飞箭射死,全军失去主帅,溃退回武昌。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建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

      朱元璋从起兵以来,部下将帅中最著名者有三人,第一位就是徐达。其余两人是常遇春、邵荣。

      朱元璋消灭了兵强地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解决了西面的强敌,自己的军力地盘也更加壮大。他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割据东吴的张士诚。

      张士诚是淮南泰州(今江苏泰县)人。泰州靠海,居民多晒盐为生。张士诚兄弟几人从小到大,是靠撑船贩卖私盐混光景。他为人仗义疏财,是当地私盐贩子的头目。地方上的大户和官府常常欺侮勒索盐船,人们早就怨恨在心。1353年,张士诚趁着天下义军蜂起的形势,带着兄弟朋友共18位壮士,举事造反。贫苦农民、盐民、无业游民群起风从,很快攻下泰州、高邮,占据了36盐场。张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

      经过六七年的扩张经营,张士诚占地两千余里,盛产粮食,又有鱼盐桑麻之利,人口众多,最为富庶。但他生性迟重,待人宽和,遇事缺乏主见,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无甚大的野心。他手下的武将文臣,大多是当年穷愁潦倒的江湖朋友。如今有了地盘,成了气候,这些人个个贪图享乐,争着修房子建园子,平日里更是伎优声色,歌舞宴乐,已经很快地腐化败落了。

      从元至正十六年(1356)起,朱元璋便与张士诚接境,双方互相攻伐,大小冲突不断,僵持了近10年时间。由于朱元璋以全力对付陈友谅,所以对张士诚基本上取守御之态。

      张士诚的地盘以长江为界,分为两部分。江南的浙西地区防守比较坚固,而江北的淮东地区防守则相对薄弱。朱元璋东征张士诚,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秋天,徐达受命为总兵管,统率常遇春、胡美、冯胜等将,带领步、骑、水军,渡江北上进攻淮东地区。

      徐达率军很快攻克泰州,活捉守将严再兴等人。然后,分兵命部将刘杰攻取兴化,他自己进兵包围高邮。朱元璋担心徐达深入敌境,无人策应,便命其退回泰州,先攻取淮安、濠州和泗州(今江苏盱眙)。

      张士诚为了分散牵制江北的朱元璋军队,出兵攻击江南的宜兴。朱元璋命徐达渡江还击,打退了张士诚的军队,生俘敌士卒3000余人。然后,徐达又还兵江北,攻打高邮。

      当徐达南渡驰援宜兴后,朱元璋命冯国胜统兵围攻高邮。守将俞同佥遣人诈降,冯国胜信以为真,夜晚派数百士卒先行入城,结果被俞同佥关闭城门,尽行杀掉。朱元璋闻讯后大怒,召回冯国胜,杖责其过。

      徐达从江南回师后,经朱元璋同意,以孙兴祖守海安,常遇春统水军为继援,自己与因为惭愧愤怒而拼死力战的冯国胜一起,很决攻克高邮城,杀死守将俞同佥等人。

      高邮既克,朱元璋派使者告喻徐达,乘胜取淮安。1366年四月,徐达兵临淮安,侦知张士诚部将徐义的水军集于马骡港,便于夜晚出奇兵袭破其水寨。徐义乘船海遁而走。

      徐达挥兵围城。淮安守将梅思祖等人看到形势严峻,遂开城投降,并献出所辖的四州。随后,徐达又进兵攻取兴化。这样,淮东地区便基本平定了。

      朱元璋对张士诚江南地区的攻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攻取湖州、杭州,切断其两翼力量;而后从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今苏州)。

      在朱元璋召集文武大臣的议事会上,徐达主张道:“张士诚等人骄横而且反复无常,暴敛民众,荒淫奢侈。这是上天要使他们灭亡。他所任用的骁将李伯升、吕珍之徒,都是卑劣小人,依靠手中兵将追求富贵享乐。执掌政务的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人,都是迂阔书生,胸无大计。我愿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出师,声讨兵伐,三吴之地可计日平定。”

      朱元璋听后大喜道:“你的想法与我完全相合。这样的话,大事一定能够成功。”

      七月,左相国徐达受命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统领20万大军,出太湖直取湖州(今浙江吴兴)。根据朱元璋“先分其势”的策略,同时由李文忠、华云龙带兵攻杭州和嘉兴。

      话说徐达等人率军进至湖州三里桥时,敌方守将张天骐兵分三路迎战。徐达亦分三路进攻,自己居中路。交战不久,常遇春擒获敌将黄宝,其余两路敌军急忙退回城中。

      张士诚遣李伯升援救湖州,随后又增派朱遏、吕珍等人带兵6万来援,屯驻于城东的旧馆,筑起五个营寨。另外,还有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驻兵乌镇,为吕珍等人声援。

      此时,朱元璋派汤和自常州增援徐达,诸将于东阡镇南的姑嫂桥一带筑起十座营寨,阻绝旧馆方面敌军入援湖州的通道。徐达又遣精兵夜袭潘元绍。元绍遁逃,徐达下令填塞沟渠水港,绝敌运粮之道。

      张士诚看到湖州危急,援兵又被阻隔,便亲自带兵来援。但被除达在皂林(今浙江桐乡北)击败。九月,张士诚又派部将徐志坚以轻舟出东阡镇,欲攻姑嫂桥,不料遇上风雨大作,结果3000余人一起被打败活捉。

      接连失利使张士诚十分惊慌,他派左丞徐义到旧馆观察形势,反被常遇春扼其归路,无法走脱。徐义只好暗中派人约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从太湖出兵,与旧馆的吕珍等人合军力战,在张士诚又派出自己的赤龙船亲兵支援的情况下,徐义才得脱身逃出重围。

      徐义与潘元绍率赤龙船亲兵屯子平望(今江苏吴县东南),再乘小船潜入乌镇,企图援救旧馆。但被常遇春带兵追袭,攻取平望,放火焚烧了赤龙船,兵士四散奔逃。从此,旧馆外援断绝,粮草日益缺乏,跑出营寨投降的兵士一天比一天多。

      十月,在徐达派军追击下,徐义、潘元绍战败逃走。随即,徐达又攻击敌军的升山水寨,放火烧毁其战船。朱暹、吕珍等人在援绝粮尽之下,只好献旧馆投降。十一月,徐达将吕珍等人押解到湖州城下示众,劝谕张士诚的司徒李伯升等人投降。李伯升欲拔刀自杀,被部将抱持而不得死。而张天骐看到势穷而无援。已开城投降。李伯升不得已,只好顺从。同月,李文忠进兵杭州,守将潘元明惧而出降。绍兴守将李思忠、嘉兴守将宋兴也都不战而降。

      攻取湖、杭,朱元璋的第二步便是围攻平江,消灭张士诚。早在围城之前,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叶兑曾向朱元璋建议用“销城法”围攻平江。就是在距平江城一箭之地外筑起长围,四面立营,屯田固守,将张士诚困死于城中。

      徐达统率大军进逼平江,采用了叶兑的方法。他屯兵于葑门外,其余常遇春、郭兴、华云龙诸将分段屯驻,修筑长围。又架设起三层的大木塔,居高临下监视城中动静,名为“敌楼”,其上设置有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轰击城中。

      平江城外无援兵、内乏粮草,张士诚几次试图突围都被堵死。朱元璋几次派人前去劝降,都被张士诚坚决拒绝。他的部将莫天韦占驻守无锡,为平江声援。莫天祐派手下善泅水的杨茂潜入平江,传递消息。杨茂在阊门水寨被徐达部卒抓获。徐达释放了杨茂,向他申明形势大义,收为内应。平江虽被围困,但坚城一时难拔。因而徐达让杨茂继续为平江和无锡之间传送情报。这样,他就可以全部了解敌方的虚实动静。

      1367年二月,徐达因平江久围不克,遣使向朱元璋请示。朱元璋亲笔书信道:“大将军自随我起兵以来,天性忠义,沈毅有谋,勘乱定难,可比古代豪杰。……今后军中缓急事宜,一切由将军自行定夺。”

      徐达得朱元璋手书,遂传令所辖48卫将士加紧攻城。有一天,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正在城楼上吃饭,被城下的“襄阳炮”击中,粉身碎骨而死。

      城中张士诫听取部将熊天瑞的建议,也制作飞炮,轰击城下。城中的木石用尽,又毁祠庙民房作为材料。徐达传令军中架起木屋,上承竹笆,士卒伏于其下,以挡城上箭石炮火。

      九月,平江城中粮尽,军民以枯草老鼠为食。张士诚身陷绝境但仍不投降。徐达下令全军强攻破城!城下战鼓擂动,火炮齐鸣,20万大军杀声震天,将士人人奋勇争先。徐达督军首先攻破葑门;常遇春攻破阊门水寨,直逼城下。张士诚令枢密唐杰上城督战拒敌。唐杰抵挡不住,交械投降。参政谢节、潘元绍是在城门扎营,此时看到大势已去,也相继投降。

      将及黄昏时分,张士诚军全线崩溃。徐达指挥全军从四面八方架起云梯,蚁附登城,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张士诚与其副枢密刘毅收拢残兵,尚有二三万人。他亲自督战,在万寿寺东街与徐达军并杀。但很快就因力量悬殊,又复失利,刘毅也投降了。张士诚仓皇退入他的王宫,身边只剩下几名亲兵。这时,后宫齐云楼大火冲天,张士诚的妻子刘氏点燃了楼下的柴草,自焚身亡。见此凄惨断肠情状,张士诚长叹几声,转身关起房门……

      暮色苍茫。平江城中的喊杀声已经微弱。降将李伯升奉徐达之命,前去劝谕张士诚。他匆匆进入官来,张士诚已悬梁自缢。李伯升让随从赶忙将其解救下来,幸亏气息未绝,许久才缓过气来,但却闭目不语。徐达闻报,命将张士诚押送应天,听候朱元璋处理。最后,张士诚还是在看守之地自缢而亡。

      平江既破,城中20万军民向徐达投诚。徐达与常遇春按事先约定,分平江为两半,各自驻守,安抚民众。并下令全军将士各悬一块小木牌,上书军令:“掠民财者死,拆民居者死,离营20里者死。”

      徐达率诸将从平江凯旋归至应天,朱元璋亲到戟门迎接,颁下敕书表彰诸将,然后按功行赏。徐达进封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

      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派朱亮祖、汤和等人率军征讨浙东的方国珍,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削平了这个称雄浙东20年的割据者。与此同时,朱元璋决定了北伐灭元大计。

      这时朱元璋的疆土,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河南东南部,包括汉水下游和长江上游,在全国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

      朱元璋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北伐部署,他对徐达等人说:“中原战乱不休,人民饱受离散之苦。蒙元运祚已尽,现在出师北伐,可令其迅速灭亡,拯救百姓于水火。北伐事关重大,我们如何才能顺利取胜?”

      常遇春回答道:“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力有余,以我百战精锐之师直捣元都城,必胜无疑。一旦都城攻克,分兵扫荡各地,其势如同利刃破竹,可不战而下。”

      朱元璋道:“元朝建都百年,城防守备必然坚固。如果我们孤军深入,不能立即取胜,相持于坚城之下,粮草不继,而元朝的勤王之兵四面赶到,则我军进退两难,岂不坏了大事!我想还是先取山东,撤去大都的屏障;再挥师下河南,剪断其羽翼;然后进入潼关,占领其门户,将天下形势的主动权握于我们手中。这时再进围大都,元朝已是势孤援绝,自然不战可取了。大都攻克后,我们大军鼓行向西,云中、九原、关陇地区,皆可席卷而得。”

      朱元璋制定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北伐大计之后,便决定统领大军的人选。朝中名将以徐达、常遇春两人才勇相当。常遇春剽悍勇猛,敢于深入敌境,但却时常不免滥加杀戮。徐达用兵持重,长于谋略而且处事谨慎,每每攻克城邑,军纪严明,不搅扰百姓,俘获敌方壮士,能以恩义相结,收为己用。

      1367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5万大军,北取中原。行前,朱元璋又当面告谕众将:“大军出征是奉上天之命,讨平祸乱。因而命将出征,重在选人得当。治军严明,战胜强敌而攻取城池,具有统率才能的,莫如大将军徐达。勇敢无畏,敢当百万之众,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常遇春。我不担心常遇春打不了硬仗,只担心他会轻敌。身为大将而好与小将争胜,这可不是我所希望于诸位的。这次出师北伐,如果大敌当前,以遇春为先锋,与冯胜分为左右两翼,各率精锐冲击向前。薛显、傅友德都是勇冠三军,可各领一支人马,独当一面。大将军徐达专门主持中军,责任是运筹决胜,策励诸将,切不可轻易妄动。”

      徐达统率北伐大军从准安出发,先进入山东。配合北伐主力的偏师,由征戍将军邓愈率领,从襄阳北略南阳,以分散元朝兵力。北伐军所过之处,张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讨元檄文,告喻官吏和民众。讨元檄文起了巨大的宣传号召作用,许多州县纷纷投降,北伐军进展顺利。

      十一月,徐达指挥大军攻克沂州(今山东临沂),然后遵照朱元璋的指示,命部将韩政扼守黄河天险,张兴祖攻东平、济宁,自己亲率大军攻克益都。十二月,大军兵临济南,元将达多尔济(朵儿只)开城投降。徐达命指挥陈胜镇守济南,自己复还益都,分兵攻取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北伐军从誓师出征起,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山东基本被平定。徐达将山东各地的土地甲兵帐册图籍等一并上奏朱元璋。

      在北伐军连连攻取山东州县的捷报声中,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建立起朱明皇朝,年号洪武。新朝建立,自然要封赏功臣,任命百官。朱元璋任命的左、右丞相,一个是李善长,一个是徐达。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徐达兼任太子少傅。

      二月,明北伐军沿黄河西进直人河南境内,连克永城、归德、许州(今许昌),直逼陈桥。元汴梁(今开封)守将左君弼献城投降。徐达留都督佥事陈德守汴梁,统率大军向河南(今洛阳)进发。

      四月,明北伐大军自虎牢关进至剃湾(今河南偃师境内),元将脱音特木尔统5万大军列阵于洛水北岸。副将军常遇春单骑先闯敌阵,射杀敌前锋一人,纵马大呼恃勇冲锋,徐达指挥大军继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全线冲击,元军大溃。脱音特木尔逃往陕州,明军乘胜追击50余里。外围之战取胜,明大军扎营于洛阳北门外。元守将李克彝弃城而逃,梁王阿抡只好出城投降。

      明军继续西进,攻克陕州(今河南陕县),直逼天险潼关。元守将李思齐、张思道闻明大军将至,慌忙丢弃辎重奔向凤翔。明军先锋都督同知冯宗异引兵进入潼关,向西直至华州(今陕西华县)。

      至此,明北伐大军平定山东、河南,又据潼关堵住关中元军东下出路,对元大都形成了月牙形的包围态势。五月,朱元璋驾幸汴梁,大会诸将,厚加慰劳,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进军方案。

      朱元璋询问新的战略部署,徐达道:“自我大军平定山东、河南,元军统帅扩廓帖木儿在太原观望不进,如今潼关也被我军控制,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大都的声势已绝。我军乘胜直捣其城,可不战而得之。”

      朱元璋看看地图道:“你讲得很好。不过,北方土地平旷,利于骑兵作战。你应当挑选部将领兵作为先锋,然后督水陆大军继其后,用山东粮食为军饷。大都没有了外援,城内人心自然惊溃不安,必定会被我大军攻克。”

      徐达又向朱元璋请示道:“如果大都攻克而元朝君主北走出关,我军是否穷追不舍?”朱元璋回答:“元朝气运衰微,定会自行灭亡,不必烦劳我军穷追。一旦元朝君主逃出塞外,我军宜固守边关疆土,严守其侵犯便是。”

      七月,朱元璋返回应天,他临行前一再告谕徐达等人:“中原人民,苦于动革已经很久了。朕命你们北伐,就是为了解救人民。诸位将军攻克城镇,切勿抢掠,切勿焚烧,一定要让市场照样买卖营业,让百姓各安其生。”

      徐达、常遇春率诸将会于河阴(今河南荥阳),然后分遣兵马进入河北。闰七月,徐达于临清召集诸将,部署具体进军方略,命傅友德开辟陆路以通步、骑兵,都督副使顾时负责疏浚河道以通水军。

      明北伐军沿运河推进。常遇春首先攻陷德州,接着又克长芦(今河北沧州)、直沽(今天津)。据守天津的元丞相也速从海口望风而逃,大都震动,人心惶惶。

      明军进至河西务(今河北武清东北),大败元军,生俘300余人,乘胜推进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又利用大雾天气,伏击元守军,守将布颜特穆力战身死。

      通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大都皇宫之中后,元顺帝大为恐慌,集合后妃、太子说道:“今日岂能重蹈北宋徽宗和钦宗亡国被俘的覆辙!”他不顾臣下的劝谏,以保命为先,于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带着后妃、太子从建德门仓皇而出,经居庸关北走至上都开平(今内蒙多伦西北)。

      八月二日,徐达率军进至大都齐化门,士兵填平城下的壕沟,进入城中。徐达登上齐化门城楼,兵士将元顺帝留下守城的淮王、左右丞相等人押到。这些人不肯投降,被徐达下令处死。其余的元朝大臣将士都以性命为重,愿意归顺明朝,他们都受到宽大处理,无一人被滥杀。徐达下令查封城中的府库图籍宝物,派指挥张胜带1000兵士守卫皇宫。同时严令所有将士,不得骚扰百姓。由于朱元璋早有告诫,以及徐达严厉约束,北伐军纪律严明。大都城中官史人民生活安定,一如平时,街市上的店铺买卖营业也未曾停顿。

      攻取大都,标志着蒙元王朝统治中国的结束。徐达即刻遣使向应天献捷,又命傅友德、华云龙负责整修城垣,朱元璋接到捷报后,宣布大赦天下;下令改大都为北平府,由孙兴祖、华云龙驻守;诏命徐达、常遇春、汤和、冯宗异等人率大军攻取山西、陕西等地,扫清元朝的残余势力。

      大都攻克,元朝灭亡。但元顺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政府机构,元军的力量仍然不可轻视。西北地区尚在元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

      明朝洪武元年(1368)九月,徐达指挥的西征大军,以常遇春为先锋,从河北翻越太行山进入山西南部,进取泽州(今山西晋城),元守将贺宗哲弃城逃遁,明军又进克潞州(今山西长治)。

      据守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原名王保保)派兵南下来争夺泽州。明将杨璋奉命援救,与元兵中途遭遇,失利败归。扩廓帖木儿又企图乘北平空虚,兵出雁门关去偷袭。徐达闻此情报后,对诸将道:“王保保主力远离,则太原必定守备空虚。北平我军有六卫3万兵马,孙兴祖将军统率,足以抗击来犯之敌。现在我军乘其不备,直捣太原,使其进不能战,退无所依。这在兵法上称为‘批亢捣虚’之策。如果王保保回军来救太原,必定为我擒获。”

      徐达挥兵直指太原。扩郭帖木儿在远袭北平的途中闻报后,急速回军来救。十二月,元军前锋骑兵突然出现于太原城外。傅友德、薛显率领数十名敢死的精锐骑兵,击退来敌。常遇春向徐达建议道:“我军骑兵虽已集结,但步兵未至。骤然与敌交战,必定会多有损失。如果夜晚偷袭敌营,定能奏效。”徐达听后连声称好。

      恰逢扩廓帖木儿的部将豁鼻马暗中派人前来请降,并愿为内应。徐达便挑选了数十名精骑乘夜埋伏于城外,约定举火为号,内外相应。半夜时分,明军举火鸣炮,内外兵马一齐冲入敌营。已入睡梦的元军被鼓噪呐喊之声惊醒,不知真相,自相惊扰,乱作一团,不战而溃。扩廓帖木儿正在营帐中读兵书,仓皇之间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光着一只脚,骑了一匹抓到手的瘦马,带着18名骑兵逃向大同。元军4万余人马在豁鼻马带领下向徐达投降。

      常遇春率轻骑兵追击扩廓帖木儿直到忻州。扩廓不敢在山西逗留,又逃奔甘肃。明军胜利北进,又收取大同,攻占了其余州县,山西全部被平定。

      洪武二年(1369)三月,常遇春、冯胜领军先行渡过黄河,进攻陕西,徐达督军继后。元将李思齐据守凤翔,遣将分守关中要地。明大军入关中,先锋将郭兴领轻骑直捣奉元(今西安),元守将弃城不战而逃。泾渭父老千余人于道旁迎候徐达。徐达先派部将入城宣谕安民,然后整军入城。明军占领奉元路后,改名为西安府。

      时值关中饥荒,徐达上奏灾情,朱元璋下令开仓赈济。守将耿炳文负责整修水渠,以利百姓农耕。

      徐达统兵攻取凤翔后,召集诸将,商议进兵方向。此时李思齐已逃往临洮,张思道逃往庆阳。众将认为张思道易取,可经由郴州先取庆阳,然后越过陇州取临洮。徐达却说:“庆阳城坚兵精,不易攻取。而临洮北界黄河与湟水,西通羌戎之地,先攻取这块地方,可以有人员补充兵力,有物产以供军用。我军大兵压境,李思齐如果不再向西逃跑,就会束手被擒。一旦临洮攻下,其他州县就可不战而得。”

      明军移师西向,连克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巩昌(今甘肃陇西),副将军冯胜率军进攻临洮,李思齐穷途无路,举城投降。

      另一路由顾时所率明军攻克兰州。五月,徐达攻取平凉。张思道闻听明军已克临洮,慌惧奔走宁夏。结果被扩廓帖木儿扣押。张思道之弟张良臣听说其兄被执,心中害怕,遂向徐达乞降。但不久,张良臣又复叛变,偷袭明军营寨,明将张焕被俘,薛显受伤走脱。

      得知张良臣复叛,冯胜、傅友德、汤和等人急速领兵前来会合。徐达分遣诸将截断张良臣与其外围党羽的联系,自己率军将庆阳四面包围起来。张良臣恃勇出麟战,都被徐达挥军击败。围困三个月后,庆阳城内粮草缺乏,军心动摇。张良臣的部将开门出降,徐达领兵自北门人城。张良臣父子投井欲自杀,被明军捞起处死。攻取庆阳,使明军掌握了控制陕甘地区形势的主动权。

      明军平定陕西,朱元璋诏命徐达班师,赏赐给他大量的白银和绢帛。正当朱元璋要对北伐将领论功封赏时,西北地区战事又有急变。扩廓帖木儿闻知明军班师,便率兵围攻兰州,形势一度危急。

      洪武三年(1370)正月,为了肃清西北地区的元兵残余力量,解除边患,徐达再次受命为征北大将军,李文忠代替已经病故的常遇春为副将军。出征前朱元璋召集诸将分析双方形势:扩廓帖木儿所以屡屡侵犯边疆,是因为其君主还在。如果派兵直取元君主,扩廓帖木儿失势,可不战而胜之。但跟前扩廓帖木儿正在围攻兰州,舍其而远征大漠,是舍近趋远,有失缓急之所宜。于是,朱元璋派定兵分两路,徐达出潼关直捣定西,打击扩廓帖木儿。李文忠出居庸关,深入塞北打击元顺帝。这样,可使他们彼此自顾不及,无暇相互救援。元顺帝远在塞外,不会想到我军来袭击,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此部署,可一举两得。

      四月,徐达西路军经潼关直指定西。扩廓帖木儿白兰州撤围,两军相持于沈儿峪,隔着一道深沟扎营对垒,一天接战几次。扩廓帖木儿派出千余名骑兵,抄小路袭击明军的东南营寨。明将胡德济仓猝失措,士卒溃散。徐达急忙率军援救,击退元军,稳住阵脚。徐达下令处斩了几名严重失职的将校,并将胡德济押往京城,交由朱元璋处置。

      第二天,两军会合决战。明军冲过河沟杀人敌营,大破元军,俘擒了元朝的宗室亲王、国公、平章等官员1800余人,士卒8万人,战马1.5万匹。这场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的空前大战,使扩廓帖木儿的主力军损失殆尽,带着妻子等几个人狼狈逃命,抓着水上的漂浮木渡过黄河,逃向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明将郭英追赶扩廓帖木儿直至宁夏。徐达取得定西大胜后,还师返回西安。

      东路大军由李文忠指挥,进至应昌(今内蒙达里诺尔西南),其时元顺帝已死,继位的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逃往和林,明军穷追不舍,俘获了元帝的孙子、后妃、诸王将相等数百余人,经明军东、西两路打击,元朝残余的力量,已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进犯了。

      十一月,徐达、李文忠凯旋回到京城,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随后大封功臣,徐达改封为魏国公。朱元璋体恤徐达等功臣连年征战,冲锋搏杀,风餐露宿,身体疲劳,特下诏优待可以三日或五日上朝一次。

      洪武四年春天,朱元璋派徐达镇守北平。徐达到任后训练士卒,修缮城池,迁移军民充实边防力量,并督促垦田生产。

      洪武五年,朱元璋想解除北方边患,又发大军出征。徐达仍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关攻击和林为中路;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应昌为东路;冯胜为征西将军进兵甘肃为西路。三路各五万大军,分道并进。

      徐达率军入山西,派都督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先于野马川击败元军前哨骑兵一随后又于土敕河打败扩廓帖木儿。五月,徐达指挥明军进至岭北。这时,从土敕河败逃的扩廓帖木儿,与贺宗哲合兵一起,拼死抗拒明军。结果,明军大败,死伤惨重。徐达收扰将士扎营固守,才得以摆脱困境。朱元璋以徐达功勋卓著,对这次兵败未加责问治罪。其余东、西两路明军,只有冯胜进兵至西凉,一路告捷。

      朱元璋的重要谋臣刘基曾提醒说:“不可轻视扩廓帖木儿,这个人是真正的将才。”早在大都被攻破之前,朱元璋曾多次写信派人劝扩廓帖木儿投降。元顺帝逃往塞外后,朱元璋又使人送信劝扩廓帖木儿投降,甚至册封扩廓帖木儿的妹妹为第二子秦王的妃子。最后派降将李思齐去作说客,见面时扩廓帖木儿以礼款待,辞回时还派骑兵送到双方交界地,李思齐正想告别,骑士说道:“奉总兵之命,请留下一件东西作纪念。”李思齐说:“我因公差远道而来,无什么东西回赠。”骑士便直接说道:“我要你一只手臂。”李思齐心知不可避免,只好破下一只手臂,回来后不久便死了。由此之后,朱元璋心中敬佩扩廓帖木儿忠于其主。有一次大会诸将,朱元璋问道:“天下的奇男子数谁?”诸将都说:“常遇春率领万人,就可以横行无敌,是真正的奇男子。”朱元璋笑着说道:“常遇春确实是人中豪杰,但他早就是我的臣子了。我不能收伏王保保为臣,是一件大憾事,他就是真正的奇男子呀!”

      洪武六年,扩廓帖木儿率兵南下,攻击雁门关。朱元璋命令守边将领严加防御,不可轻易出击。这一年,徐达留守北平,尽心整顿边备。十一月,元军进犯大同,徐达调兵遣将将其击退。洪武八年(1375),扩廓帖木儿死后,元朝残余势力对明的进犯虽有所减弱,但边患问题并没有完全解除。洪武十四年,徐达率军出塞,一直进至黄河最北端,大破元兵,擒获平章、太史等官员,得胜而还。

      徐达从洪武四年受命镇守北平,此后10多年间,数次率兵出塞,使元朝的残余势力不敢轻易南下,将其扼制在长城以北。10多年中,徐达每年春天奉命赴北平,冬暮又奉命回京,不辞辛劳,对安定北方的军事形势起着重大作用。朱元璋由衷称誉徐达是“万里长城”。

      洪武二年(1369)春正月,朱元璋下诏建立功臣庙,并亲自确定功臣的位次,以徐达为第一,其后是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等人。功臣庙建在应天(今南京)城西七里的鸡鸣山下,凡是被列入名次的功臣,都有塑像立于庙中。

      大封功臣是朱元璋巩固朱明王朝的重要措施之一。被封公封侯的功臣,绝大多数都是百战沙场的将军。这些将军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都亲身经历了元朝统治者的残暴压迫和剥削,怀着反抗奴役和建立功名的朴素愿望,投奔到红巾起义军队伍中。徐达是这些农民将领中的杰出人物。但徐达能够成为朱明王朝的第一开国功臣,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朱元璋的老乡、少年时代的好伙伴。

      世代农家出身的徐达,小时候与朱元璋一起给地主放过牛,自然没有条件和机会进学堂接受知识教育。史书上称徐达少年时代便怀有大志,成人后性格刚毅,勇敢无畏。自从跟随朱元璋投军后,徐达很快就成为一名带兵的将领,并深得朱元璋信任。他在连年征战的环境中,虚心学习,向人求教,逐渐阅读熟悉了兵书,掌握了一个高级将领必须具备的军事知识。每当临敌作战时,徐达总是与部将一起分析形势,制订作战方案,他的分析预料往往高人一筹,令部将信服。当明王朝建立,生活相对安定后,徐达仍然不耻下问,经常请延讲儒士给他讲解古书。虚怀若谷,汇纳百川,徐达以这种谦谦进取的态度,在几十年的戎马征战中,养成了长于谋略、料敌如神、指挥若定、所向必胜的军事才能,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能统率百万大军、功勋卓著的杰出将领。他所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卓绝、千锤百炼的战斗历程。

      治军严明,是古今中外所有著名将帅都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没有严明纪律的军队,做不到令行禁止,也就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军纪松弛的队伍必然会发生侵拢民众的不良现象,从而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元朝末年,官军极端腐败,毫无纪律可言,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如同盗匪。当年郭子兴在濠州起义后,元将彻里木花奉命镇压。但他摄于起义军的声势,在离城30里之外扎营,他不敢发兵攻城,便派士兵四出,骚扰乡村,看见成年男子就抓起来,然后给头上包块红布,充作俘获的“红巾军”,向上司报功领赏。

      朱元璋为了实现他的宏图大计,特别注重军纪。发兵攻取镇江时,朱元璋为严明军纪而让徐达当众受辱演出“苦肉计”的事,前面已有叙述。徐达自带兵以来,始终号令明肃,所到之处,百姓宴然。每当攻取一个新的城镇,徐达都要重申军令,严厉禁止烧杀抢掠的行为。凡是违反军令的,立即以军法处治,斩首示众。在消灭陈友谅的历次战役中,有一次,徐达与常遇春一同伏击敌军,斩首万人,生俘三千。常遇春要杀掉俘虏,他说:“这是我们的死对头,不杀就会留下后患。”徐达一面制止常遇春的野蛮做法,~面急速派人报告朱元璋。但常遇春还是乘夜活埋了一半俘虏。朱元璋知道后大为生气,下令将剩余俘虏全部释放。从此之后,大军出征,朱元璋总是任命徐达担任统帅,约束众将。

      徐达率北伐大军攻克元大都后,立即派兵守卫皇宫大门,并让宦官负责看护宫女、妃嫔、公主,严禁将领士卒随便入宫侵犯骚扰。朱元璋曾对文武大臣说过:“治军持重纪律严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深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徐达。”

      徐达不仅严于治军,而且严于律己。在元朝的官军将领和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头目中,不少人都是一旦身居高位,就私欲膨胀,胡作非为,打了胜仗就拼命地抢占金银财宝、美女奴仆,隐匿战利品而不上缴。徐达总是始终如一地严格约束自己,不贪不暴。徐达为人处事,言语稳重,深思熟虑。带兵出征时,令出不二,部将皆小心谨慎,奉命行事。徐达善于团结部将,体恤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将士们对徐达既尊敬又感激,都愿意听从他的指挥,打仗人人奋勇争先,不畏牺牲,因而所向披靡,一路克捷。徐达驰骋沙场几十年,先后攻克都城两座、省会三座,州县城镇数以百计。所经之处,百姓安然而不受兵害。

      战功卓著而谦虚谨慎,是徐达的又一优良美德。历朝历代,因居功自傲而被贬官流放,甚至杀头灭门的文武大臣,屡见不鲜。在朱明王朝的创立过程中,徐达开辟江汉流域,扫清淮楚之地,攻取浙西,席卷中原,声势威名直达塞外,先后降伏王公俘获将领,不可胜数。但他功成不骄,在皇帝面前尤其恭敬谨慎。朱元璋经常召见徐达,设宴欢饮,每每以“布衣兄弟”相称,而徐达总是诚惶诚恐,谦恭相对,不越君臣之尊卑秩序。

      自从洪武四年徐达奉命镇守北平,常常是春天离京赴任,冬季回朝立即奉还将印。按照朝廷的礼仪制度,徐达封爵国公,官至丞相,外出时备有前呼后拥的威赫仪卫。但他时常乘着普通的车马出门,回到家中也是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呼朋唤友歌舞宴欢以夸耀自己的显达高贵。朱元璋曾对徐达说:“大将军征战几十年,功劳最大,从未安宁地休息过。我把过去住过的旧宅院赐给你,你可以安享几年清福。”朱元璋所说的旧宅院,就是他称吴王时的王府。徐达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有一天,朱元璋带徐达来到旧吴王府,与他饮酒并将他灌醉,然后把他抬到床上,蒙上被子,想用这种办法强迫他接受赏赐。徐达酒醒之后,吃惊不小,急忙下床伏地向朱元璋连称“死罪,死罪!”朱元璋见徐达如此谦恭,心中非常高兴,也不再强迫他接受旧王府。随后,朱元璋下令为徐达另建了一座上等宅院,并在门前立牌,刻了“大功坊”三个字。

      徐达一生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和重用,除了上述的优秀品德和才能之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忠诚正直,鄙视奸佞,不结党营私。封建时代道德的两大基准是忠、孝。而封建君臣之间的关系,对臣下来说,第一重要的就是忠诚。朱元璋曾在朝堂上称赞徐达:“受命率军出征,取得胜利凯旋归来,一贯不骄不傲,女色无所爱,财宝无所取,公正无私,像日月行天一样光明磊落的,只有大将军一人而已。”

      徐达在朝中功高位显,深得皇帝信任,自然便有人想与他结交,希图利用他的声望影响谋取私利。丞相胡惟庸曾想与徐达拉拢关系,结为友好。但徐达鄙视胡惟庸的品行作为,不予理睬。

      胡惟庸是定远人,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属官。他与丞相李善长是亲戚关系,因而得到李善长在朱元璋面前极力推荐,于洪武三年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再升右丞相。由于得到皇帝信任,胡惟庸的权势越来越盛。他仗着自己是皇帝的淮西老乡,又有李善长为首的元老重臣在背后支持,擅权专断,飞扬跋扈,朝廷上有关人命生死和官员升降等重大事项,经常自行处置,不向皇帝请示报告。他还私拆臣民奏章,将对自己不利的扣压不报。他广收贿赂,结纳党羽,门下的故旧僚友结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小集团。胡惟庸的权势炙手可热,对于敢触犯他的人,千方百计排挤陷害必置其于死地。大臣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担任丞相之职。胡惟庸因此怀恨在心,后来借刘基生病之机,将其毒死。

      当胡惟庸希望与徐达结交通好而遭冷遇后,他便企图收买徐达的看门人福寿,想让福寿捏造罪名陷害徐达。但福寿忠于其主,不为所动,向徐达报告了胡惟庸的卑劣行径。此后,徐达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胡惟庸为人奸恶,品行不端,不适合再担任丞相。由于胡惟庸贪权骄纵,阴结私党,使朱元璋不仅感到皇权旁落,还感到有谋反的威胁。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枉法和谋反罪名杀掉了胡惟庸。这时,朱元璋想到了徐达的那些忠告,对徐达的忠耿之心更加器重。

      洪武十八年(1385)二月,徐达病逝于南京,享年54岁。朱元璋为徐达辍朝以表哀悼,并亲临灵堂祭奠,悲伤不已。朱元璋下诏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其三代皆封王爵,赐葬于钟山之北,亲自为徐达写了碑文,称赞其为“开国功臣第一。”

      关于徐达之死,有的史书上说是被朱元璋害死的。朱元璋从起兵到称帝以后一直是以威猛严厉治军治国的。登上皇帝座位后,朱元璋想的最重要事情就是江山永固,他的子孙后代永远做皇帝。所以,他对当年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为他打江山的功臣特别猜疑,担心他们哪一天会谋反夺权。另外,太子朱标性情仁善宽和,朱元璋怕他将来驾驭不了功劳卓著的元老重臣,于是铁硬起心肠,大杀功臣,滥加株连。前面说到杀胡惟庸一案和后来杀大将军蓝玉一案,就牵连而杀掉了几万人。史书上称,朱元璋当皇帝后“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为了他的独裁统治和江山不易,他杀功臣杀红了眼,因而后人翻阅明初史书,可闻一派血腥气味。

      有关徐达被害身死的经过是这样的:徐达在北平身患背疽,这是一种恶疮,不易治疗。朱元璋派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带着书信前往北平看望,不久又召徐达回南京疗养。有一天,宫中内侍给徐达送来皇帝赏赐的食盒。徐达从病床上挣扎起来磕头谢恩,然后打开食盒,只见里面放着蒸鹅。据说背疽最忌吃蒸鹅。徐达呆愣了半晌,最后流着泪当着内侍的面吃下了蒸鹅,不几日便死去了。但也有的史书上作了考证,认为“赐食蒸鹅”是野史中歪曲事实真相的牵强附会之说。

      徐达有四子三女。长子徐辉祖有才气,徐达死后,继承爵位。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为妃,后来燕王夺权称帝,徐妃被册立为皇后。其余两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一个是代王朱桂的妃子,一个是安王朱楹的妃子。

      智囊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元至大四年(1311年)出生在浙江处州府青田县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县)武阳村一个书香地主家庭里。从小就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使他在学业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他豪爽刚正、嫉恶如仇的性格。

      至元二年(1336年),即刘基考中进士七年后的第三年,他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这是辅佐县令的地方小官,位卑职微。但刘基并不因此而松懈自己的责任。他廉洁奉公,护爱百姓,忠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做出了政绩。不久,刘基被调至江西行省为职官,当时元朝政纲紊乱,官场腐败,大小官吏都因循守旧,争相谀迎。刘基秉性耿直,看不惯这种风气,便常常直言谏事,不顾情面。这样,刘基很快又遭到上司和其他幕官的忌恨和排斥。他看到在这种环境中自己很难有所作为了,于是毅然投劾辞职。至元六年(1340年)刘基回归青田老家,闭门读书。

      此时刘基已经声名在外,回家不到三年,江浙行省以儒学副提举第二次起用他,授行省考试官。但这次当官与前次一样,并未长久。到任后不久,他见不平事激愤直言的脾气又犯,上书揭发了监察御史失职的事。上级斥责他多管闲事,所言不实。一气之下,他又辞职而去。在心灰意懒中,他移居杭州,寄情山水在西子湖畔、武林山麓,饮酒赋诗,遣兴自娱。

      至正十一年(1351年),台州人方国珍在海上举兵,攻占浙江沿海诸州郡,朝廷大惊,急命江浙行省着力防范。刘基谙熟兵法韬略,在浙江早有口碑,因此,行省于次年(1352年)以浙东元帅府都事再次起用刘基。他虽对元朝政治极为不满,但为君主、朝廷效忠的愚昧正统思想并未泯灭,在踌躇一番后,他还是出了山,与官府一气,参与镇剿方国珍的机宜。针对方国珍常以浙东宁波为跳板进袭内地的情况,刘基提出建筑宁波城墙,以防方国珍攻占的对策。筑城后方国珍果然不敢轻易进犯宁波了。至正十三年(1353年)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升刘基为行省都事,召至杭州商议招抚方国珍事。原来,方国珍在海上举兵起事后不久,就接受朝廷招安,授定国尉,但他不安此职,仍多次下海反元,迫使朝廷不断加官招抚。这次方又重演故技,以起兵要挟朝廷。刘基从维护元朝统治的立场出发,反对一味招安。他认为对方氏之乱应剿抚两法互济并用,方氏兄弟时降时反,意在谋得高位厚禄,对此不能姑息,定捕斩之;其部下大都是胁从者,则宦招安之。帖里帖木耳觉得言之有理,便禀报朝廷,按此计而行。刘基用这一分化瓦解之计,镇压方国珍义军的策略,确实险恶。方国珍知后自然也很惊慌,立即暗中派人给刘基送去金银丝帛,希望他放弃剿捕之计,宽行招谕之法。刘基拒绝贿赂,坚持自己主张。方国珍只好改变方法,以重金直接贿赂大都朝中大官,很快打通关节。朝廷不但招了方国珍的安,而且还斥责刘基主张剿捕方氏之计,是伤朝廷好生之仁,擅作威福,责令江浙行省将刘基羁管于绍兴。对朝廷一片忠心,得到的却是如此报应,这对刘基无疑又是当头一棒。刘基被迫第三次辞官回家。

      刘基运帷幄

      二十年官场沉浮后,刘伯温归隐老家。朱元璋的红巾军打到处州后尊重有识之士。每到一地总要求访当地名士,召请他们出来。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听说浙东名士刘基正隐居青田老家,便派人携带重币聘请刘基出来。

      虽然久闻朱元璋的雄才大略,而且刘基也流露过对朱元璋的钦佩之意,但他饱尝仕途坎坷,又对群雄割据的乱世存有戒备,因此没有立即接受朱元璋的邀请。朱元璋只得再次派处州总制孙炎前往青田邀聘。看到元王朝的不可救药,体会到朱元璋的诚意及群雄中只有朱元璋成得了气候的事实,他终于认定应聘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业,乃是自己的进路,因此不再犹豫,打点行装,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农历三月由青田问道到达金陵。

      传说中的刘基,是个深谙阴阳八卦,专事风水占卜,能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奇人,这当然是神化了。但他确实强智博学,才思敏捷,除经史诗文外,军事韬略、兵法智术、天文地理乃至阴阳五行都十分精通,而且为人机警,处事有决断,具备优秀谋臣的胆识和勇气,所以归依朱元璋以后,很快便表现出处事不凡的才能,成为朱元璋智囊团中的核心。

      刘基初到金陵时,朱元璋在军事政治上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在金陵站稳脚跟至占据浙江部分地区的过程中,朱元璋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东边张士诚,西边陈友谅也都不弱,而且他们有联合夹攻朱元璋的意图,对朱元璋形成很大威胁。其次,朱元璋虽早有效法沛公刘邦的志愿,但一直未立自己的旗号,而尊奉刘福通控制下的小明王韩林儿为主,受他的封爵,有龙凤年号。因此打破军事上张、陈的夹击,政治上受制于人的局面,是朱元璋继续发展势力、争雄取胜的关键一步。

      刘基坚决反对朱元璋尊奉小明王。他认为,在群雄纷争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自己掌握命运,因此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御座,率文武僚属遥拜小明王、行庆贺礼时,刘基独独站在一边不拜。朱元璋召问为何不拜,刘基回答:“他不过是个牧童罢了,为什么要尊奉他?”接着向朱元璋陈说了应该摆脱小明王,自己争夺天下的道理,朱元璋听后很有悟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部将吕珍攻韩林儿于安庆(今安徽寿县),刘福通要朱元璋发兵救援。刘基劝朱元璋不要往救,他说,现在陈友谅、张士诚正虎视耽耽伺机进攻我们,这种时候怎能分散兵力去管别人呢?再说假使将小明王救了出来,又准备如何安置他?逼朱元璋抛弃韩林儿。朱元璋不听,亲自率军往救。陈友谅果然趁虚而人。率领几十万军队袭击朱军辖下的江西重镇洪都(今江西南昌)。为解围,朱元璋星夜兼程回赶,疲于奔命,而韩林儿也终成朱元璋的累赘。事后,朱元璋感慨地对刘基说:“不听您老先生的话,几乎误了大事。幸亏陈友谅攻的是洪都而不是金陵,否则真是不堪设想了。”不多久,朱元璋彻底抛弃了韩林儿。

      刘基对朱元璋在军事上有更大的贡献。刘基到金陵不满两月,陈友谅趁挟主称帝后的威势,挥兵东下,准备联合张士诚,合击朱元璋军。一时金陵形势十分严峻。朱元璋部将有的主降,有的主逃,有的主张倾城而出决一死战,诸说纷纷,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作语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无日不忘金陵。现在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朱元璋决心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在讨论对谁先用兵时,有人主张先打张士诚,认为张离得近,力量较弱,容易取胜,且苏湖地区物产富庶,占后有利于军需供给。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氏,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而先打陈氏,张士诚则不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胡惟庸算计刘伯温

      且说太祖得国,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基。刘基知太祖性质,所以封官拜爵,屡辞不受。善长官至右丞相,爵韩国公,免不得有些骄态。太祖有意易相,刘基谓:“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太祖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基顿首道:“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作柱,不折必仆,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太祖道:“杨宪何如?”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太祖复问道:“汪广洋如何?”基又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基摇首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太祖默然无言。已而杨宪坐诬人罪,竟伏法。善长又罢相,太祖竟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广洋在相位二年,浮沉禄位,无所建树,独惟庸狡黠善谀,渐得太祖宠任。太祖遂罢广洋职,令惟庸升任右相。刘基大喊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若使我言不验,还是百姓的幸福呢。”惟庸闻言,怀恨不置。会因瓯闽间有隙地,名叫谈洋,向为盐枭巢穴。基因奏设巡检司,盐枭不服管辖,反纠众作乱。基子琏据实奏闻,不先白中书省,惟庸方掌省事,视为蔑已,越加愤怒,遂主使刑部尚书吴云劾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基欲据以为墓,应加重辟。太祖似信非信,只把基夺俸,算作了案。基忧愤成疾,廷医服药,反觉有物痼积胸中,以致饮食不进,遂致疾笃。太祖遣使护归青田,月余逝世。后来惟庸得罪,彻底查究,方知毒基致死,计出惟庸,太祖很是惋惜。怎奈木已成舟,悔亦无及了。刘基无智术,惟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誉,使基能预算,何致为惟庸谋毙?

      惟庸既谋毙刘基,益无忌惮,生杀黜陟,为所欲为。魏国公徐达,密奏惟庸奸邪,未见听从,反被惟庸闻知,引为深恨,遂阴结徐达阍人,嗾使讦主。不料阍人竟直告徐达,弄巧转成拙,险些儿禄位不保,惊慌了好几日,幸没有甚么风声,才觉稍安。患得患失,是谓鄙夫。继思与达有隙,究竟不妙,遂想了一计,嘱人与善长从子作伐,把侄女嫁给了他,好与善长结为亲戚,做个靠山。

      善长虽已罢相,究尚得宠,有时出入禁中,免不得代为回护。善长之取死在此。惟庸得此护符,又渐觉骄恣起来。会惟庸原籍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竹笋,高至数尺,一班趋附的门客,都说是瑞应非凡。又有人传说,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看似瑞应,实是咎征。惟庸闻知消息,益觉自负。是时德庆侯瘳永忠,僭用龙凤,太祖责他悖逆,赐令自尽。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又触太祖盛怒,下狱瘐死。此二事插入,是宾中宾。内外官吏,岌岌自危。

      寻又因安吉侯陆仲亨,擅乘驿传,平凉侯费聚,招降蒙古,无功而还,皆奉诏严责。此二事是主中宾。二人心不自安,惟庸乘机勾结,联为羽翼,令在外收辑兵马。又阴结御史中丞陈宁,私阅天下兵籍,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为心腹。一面又托亲家李存义,即李善长弟。往说善长,伺问谋逆。善长初颇惊悸,以为罪当灭族。嗣经存义再三劝告,也觉依违两何,不能自决。为此一误,已伏死征。

      惟庸以善长并未峻拒,以为大事可就,即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约倭寇,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请为外应。丧心病狂,已至于此。正在日夜谋变,又闻汪广洋赐死事,益加急迫。原来广洋罢相数年,又由惟庸荐引,入居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虽知不言。会御史中丞涂节,上陈刘基遇毒,广洋应亦与闻,太祖遂责广洋欺罔,贬戍云南,遂又下诏赐死。于是惟庸益惧,一面贿通涂节臂助,一面密结日本贡使,作为退步。洪武十三年正月,惟庸入奏,诡言京宅中井出醴泉,邀太祖临幸。太祖信以为真,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突冲跸道,勒马言状,气逆言结,几不成声。太祖以为不敬,叱令左右,挝棰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势且垂毙,尚手指惟庸宅第。太祖乃悟,忙返驾登城,遥望惟庸宅中,饶有兵气,知系谋逆,立发羽林军掩捕。涂节得知此信,也觉祸事临头,意图脱罪,急奔告太祖,说是惟庸妄谋劫主。道言未绝,羽林军已将惟庸缚至,由太祖亲自讯究。惟庸尚不肯承,经涂节质证,不能图赖,乃将惟庸牵出,寸磔市曹。

      李善长使朱军深得人心

      李善长,字百室。元延祐元年(1314年)出生在凤阳府定远县(今安徽定远县)曲阳坊。自小有大志,也有心计,在乡里比较受人尊敬,曾被推为祭酒(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人)。他虽没有得过功名,但知书识礼,是地方上颇有名气的人。

      至正十四年(1354年),当朱元璋南下进军滁州(今安徽滁县)经过定远县时,李善长告别了妻子姐弟,风尘仆仆赶往军门投见,从此他便留在朱元璋军内。

      至正十五年(小明王宋龙凤元年,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逝,朱元璋代统郭部,以副都元帅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元军力量仍很强盛,王子秃坚、枢密绊住等时常分营袭击朱元璋军。一次元军出袭鸡笼山寨,朱元璋决定亲自带兵反击,命令李善长带领少量兵力留守和州,嘱咐他如果敌至,只要坚守城池就行了。元军谍知和州兵力弱小,搞了突然袭击。其实李善长早有估计,并作了安排,在和州城周围设下伏兵。敌军一到,伏兵四起,打得元军落花流水。作为文人幕僚的李善长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获胜,这是朱元璋没有料到的,因此闻捷分外欣喜,当场表扬李善长说:“怎么能说你仅仅是策谋划计的文人呢,你今天的胜利真叫执戈的武将也不得不佩服啊!”

      元兵多次进攻,都被坚决顶住了,但军中却又闹起粮荒来。和州对岸是太平、芜湖,那里是有名的粮仓。而且太平东北可达集庆(今江苏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既是江南第一大城,又处南北交通要冲,是个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于是朱元璋与李善长计谋渡江,可是苦于无船和水兵。正在一筹莫展时,巢湖水寨首领俞通海、廖永忠等前来投靠,朱军得船千艘。六月初一,李善长紧随朱元璋左右,领水陆大军乘风破浪横渡长江。接着击破元大将蛮子海牙军的防守,占领芜湖,得到大批粮食,解决了部队的粮荒,继又直逼太平府。

      李善长对本军习性了如指掌,揣摩这次胜利进城,将士们将会任意抢杀,因为才饱尝过粮荒威胁的滋味。李善长一向反对任意抢杀,他意识到纪律严明才能博得民心。于是向朱元璋提议及早采取措施。在这一问题上主辅之间是一拍即合的。朱元璋命李善长事先写好禁约:“不许虏掠,违令必按军法处置。”进城后四处张贴,还派人沿街巡察。遇到真有犯法的,当场立斩,毫不留情。太平百姓顿时安定。之后,朱元璋部队声名大振,附近百姓纷纷来归。朱元璋趁机顺流而下,于至正十六年(龙凤二年,1356年)三月攻占集庆。这一战役扩大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使他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为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朱元璋当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不久,朱元璋想乘胜前进,乃令徐达取镇江。当时部队连续得胜,士气有些骄盛,入城后抢夺掳掠时有发生。为整顿军纪,取信于民,李善长和朱元璋及率军攻镇江的统帅徐达密计,合演了一出戏,故意找徐达错处,朱元璋佯作盛怒,非绑了请王命牌处死刑不可,再由李善长出面调解,百般求情,才松了绑。不过,当场达成协定,以攻下城后不抢不杀为将功赎罪的条件。这出戏果真奏效。徐军取下镇江后,军纪严明,士卒肃然无人敢犯法。朱元璋的队伍不抢不杀深得民心。

    戚继光与戚家军


      戚继光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军事家。他率领的“戚家军”,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转战浙江、福建、山东、上海、广东一带,平息了几十年来给东南沿海一带带来深重灾难的倭寇之患,为国家的安危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明王朝中后期的长城与柱石。他晚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忧愤猝死,所以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怀念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国家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县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死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父戚景通时任明朝登州的指挥佥事,先祖戚祥曾是朱元璋的将军,几十年南征北战,最后死在战场。

      常言道:国平思相,国乱思将。戚继光所处的时代,正值明王朝从兴旺转向衰败的时期。明世宗朱厚熄是有名的败家子皇帝,他信任宦官奸佞,全国贿赂公行。为了修筑自己的寝陵,他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使成千上万的百姓倾家荡产。所以,当时有句谚语:“嘉靖,嘉靖,家家干净。”

      内忧,必将带来外患。明王朝的腐败衰落,给当时的外国势力以可乘之机。十五世纪中下叶,远在东洋的日本,有一些专以习武、抢劫、不务正业的浪人,为了搜括钱财,成群结队地渡海来到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些亡命之徒登陆时,少则几百人,多则数千甚至上万人,给浙江、山东、江苏、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明王朝的腐朽军队又不是其对手,朝廷伤透了脑筋,又毫无办法。对于这些日本浪人,人们给起了个名字:“倭寇”。

      这样的社会环境,客观上为戚继光提供了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时代土壤。

      戚继光的先祖戚祥,曾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最后死在战场上。明王朝为了追念他的开国功劳,特准戚祥的子孙世袭登州卫(今山东蓬莱)的指挥佥事(正七品)。所以,戚继光以上的几代祖先,都担任这个中下级职务,防守地处沿海,常遭倭寇侵扰的登州达一百四十多年。所以,戚家的祖祖辈辈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家风陶冶,戚继光从小就聪颖过人。将门之后以习武为主,可戚继光除习武之外,文学经史也时时研习,其文章得到他的私塾老师的高度称赞。他对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说:“此儿必能光大你的门户。”于是,其父就给他取名为“继光”,意即继承祖业,发扬光大之意。十三岁那一年,父亲戚景通想检验一下儿子的志向,就问他将来做如何人,戚继光脱口而出:“作霍去病与岳武穆耳。”十四岁时,生母去世,父又多病,家道逐渐衰落,有时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但戚继光丝毫没有停止对国家时局的关心和兵法的研究。十六岁就参加山东乡试,并中了武举。

      按明政府规定:世袭之职必须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去京城办理延期手续,过期不补。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景通病危,就把儿子叫到跟前,拉着儿子的手叮嘱道:“国家多事,你又志在高远,定有前程。但当勿怠勿骄,尽忠报国,努力做人。”并要戚继光立即起程去北京办理世袭手续。戚继光担心年迈多病的父亲,不肯北行。戚景通骂道:“呆子,人之能成大功者,当有原由耳,你是站在高山上看得远,还是在平地上看得远?”意思是要戚继光不要丢了世袭之职,这对他以后的前程与发展大大不利。戚继光只好挥泪去了北京,回来后,老父亲已经长眠多时。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七岁的戚继光做了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在指挥佥事位上,他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外,就闭门读书。他对历代各大军事将领的用兵得失有了深刻的研究,这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立志要像古代那些军事名将一样,建功立业,名垂千古。

      为此,他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以示己志: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王朝提升戚继光为都指挥佥事,管理三营二十五卫所,负责防御山东沿海来袭的倭寇。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针对山东海防卫所残破、军无训练、纪律荡然无存的情况,大刀阔斧地整顿营所,训练士卒,严肃纪律,很快改变了卫所的面貌。海防得到了巩固。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戚继光到浙江任都司佥事,参加了抗倭任务最艰巨的浙江战事。因功因才,得到了总督胡宗宪的赏识,推荐戚继光任参将,镇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广大地区。这一年,戚继光二十九岁。

      戚继光能成为明以后的军事大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几十年的实战生涯。他率军与倭寇血战数十百次,歼敌数十万,使倭寇闻名而惧,再也不敢犯边,彻底平息了东南沿海一带几十年的倭寇之患。二是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选兵、练兵打仗的理论。这套理论集中体现在《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之中,湘军名将曾国藩认为戚继光的这两本书是最有价值的军事著作而爱不释手(注: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兵家类丛书》已正式收入了戚继光这两本书)。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九月,戚继光刚任参将不久就参加了浙江省慈溪县龙山所的战斗。当时倭寇只有八百人,而明军却有上万人。但是,上万人的明军竟然不能抵挡八百倭寇的三路进攻,并纷纷溃退。戚继光一见,急了,拔剑大呼:“不准后退,后退者斩!”并当场格杀了两个逃跑的士兵,但无奈兵败如山倒,遏制不住,眼见得明军就要大败。戚继光急中生智,连忙跳到一块高石上,一连三箭,射倒三个倭寇头目。倭寇见头目已死,顿时停止进攻,戚继光见了,连忙招呼溃退的士兵,重新组织向倭寇发动进攻,好不容易才把倭寇赶跑。

      此次战斗给戚继光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明军已经腐败得不能用了。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形成:另起炉灶,重建新军。否则,兵再多也无济于事。

      同年十二月,戚继光就向上级起草了一份《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稿》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练兵建议。并说:“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报告送到浙江总督胡宗宪那里,石沉大海。

      可戚继光并不气馁,再送上一份,胡宗宪只看一眼就把它丢在地上,说:“练兵我也曾想过,浙江人要是能练,还轮得到你戚继光?”这时,他的幕僚提醒他:“戚继光年轻气盛,既有此心,何不让他一试?他试不好也不能怪你,免得让人怨言。”胡宗宪觉得有道理,就拨三千人给戚继光,让他去训练。

      但这三千兵的素质不好,成份很复杂。吸鸦片者有之,逛窑子者有之,偷鸡摸狗强抢民女者亦有之。戚继光面对这种情况,毫不退缩,痛下猛药,严格要求和训练,使这些兵油子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但戚继光丝毫不为所动。一个月后,围剿倭寇在山东最大的巢窝之一的岑港战役打响了。

      在总督胡宗宪的指挥下,戚继光率领这三千人从左路出击。倭寇居高临下,据险死守,双方打得十分激烈。经过反复争夺,明军终于攻下了岑港。在这次战役中,戚继光率领的三千人尽管打得很艰苦,败坏军纪、骄情怯战的事时有发生,可战斗力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最先冲进岑港内,摧坏倭寇最后据点的就是戚继光的部队。

      戚继光大喜,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就向胡宗宪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而且这次练兵不像上次那样从已有的部队中调拨人员,而是另起炉灶,罢汰所有旧部,全部招募新兵。胡宗宪见戚继光练兵确有一套:一支军纪败坏、素质极差的军队,经他训练一个月。就增色不少。就同意了戚继光的建议,要他去招募三千人,组织训练。

      戚继光的练兵,总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创立兵营,在军中置备帐篷,准备好行军用的物资和用具,做到进退无虞,行动自由,无后顾之忧。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后勤保障跟上去。二是选兵。戚继光选兵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根据每个应募者的出身、履历、体格、武艺等条件,严格挑选,浮猥的小市民,过去打过败仗的老兵,沾染坏习气的二流子、地痞,一概不要。这三千人都必须是年轻力壮,武艺基础好的农民和矿工。据说戚继光还通过相学来选兵,如果此人打仗不能拼死,或者福气浅薄则一概摈斥在外。三是训练、招募了人,就开始认真组织训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据说戚继光的严格训练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有一弟也参加了这支部队。在一次长跑的体格训练中,其弟因身体稍差,中途开了小差。戚继光知道后,当着部队的面打了他弟二十军棍,还罚他再跑一次,戚继光骑马跟在后面,其弟昏厥在地。戚继光一见,二话不说,上去就是几脚。事后他弟埋怨他心狠,戚继光道:“慈不掌兵,到时,倭寇可不对你仁慈。”

      训练内容有队形、格斗、体力和阵图。在战场上,戚继光十分注重整体的威力、团体的力量,而这种团体力量则通过阵图来体现。相传戚继光的鸳鸯阵曾令倭寇闻风丧胆,他的八卦连环阵在中国古代军事学里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几个月过去了,戚继光把他们练成了一支铁军。经批准,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募了三千人,总数近达七千。以后,戚继光就带着这支部队转战东南沿海一带,战必胜,攻必取,倭寇望风而逃,老百姓称之为“戚家军”。哪里的敌情最严重,哪里就有“戚家军”。当时的宰相张居正高兴地对人言:“练兵有如戚继光,何虑倭患乎?”并把戚继光的练兵作为自己的政治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戚继光本人也受到张居正的高度信任和倚重。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的象山、奉化、宁海等十数个地方,兵力达数万人。五月初,倭寇以数千兵力佯攻宁海,以调动明军主力于宁海,然后以大军袭台州。浙江总督胡宗宪命戚继光御敌,戚继光欣然领命,决心好好打一仗以壮军威。

      当他识破倭寇的企图后,佯顺敌意,以一部分兵力趋宁海,主力埋伏于台州。倭寇攻宁海不胜,想调明军主力又未成功,只好改变计划,转而攻台州。不料明军早有准备,戚继光又及时从宁海赶来,与倭寇大战于台州城外。此时的明军已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戚家军”,个个奋勇冲杀,无不以一当十。倭寇大吃一惊:没想到明军突然变得如此英勇善战,就不支而溃。见倭寇溃逃,“戚家军”急起追杀四十里,斩敌数千,生擒倭寇头目两人。剩余的残寇见陆上无路可逃,只好跳海,结果全部被淹死。这一仗打得漂亮,“戚家军”仅阵亡三人。

      倭寇由于在浙江遭到严重打击,只好把进攻重点移向福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福建的福宁、漳州、泉州均有倭寇入侵。福建巡抚向朝廷告急,嘉靖帝指定戚继光赴闽。入闽后,“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戚继光本人也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四战四捷,歼敌五千多人。剩余的倭寇乘船从海上逃走。只有一年时间,福建的倭患基本消除,全歼上万人。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广东的倭寇与当地土匪吴平相互勾结,兵力达到数万人。广东深以为患,向朝廷告急。明王朝又指派戚继光人粤。入粤之后,戚继光采取以打击倭寇为主、对当地土匪剿抚并施的战略方针。经过两年艰苦的战斗,歼灭倭寇、土匪达三万多人,全部消除了倭寇及山匪之乱,广东又告平静。

      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倭患的平息,北方又起狼烟。远在大漠深处的元王朝的残余势力趁明朝内忧,纷纷南下骚扰边界,严重的到达了喜峰口和居庸关。北京形势告急,明王朝只好又调戚继光北上镇守边陲。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明王朝晋升戚继光为都指挥使、总兵官,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节制四镇。

      戚继光受命之后,先从南方调去以戚家军为骨干的精兵两万人;到北方后,又加紧修筑长城和烽火台,并坚持军事训练,严阵以待。蒙古军见明朝防守严密,只好打消了南下的念头。如今北京及山海关一带的长城,大部分就是戚继光负责修建的,在当时,确是起到了很大的防御作用。

      连续多年的南北转战,消除倭患,镇守北方,戚继光及“戚家军”因而名重天下,明王朝对此也刮目相看。因功,明王朝拜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后又加封太子少保,位极人臣。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名将群中,戚继光还算是幸运的。其实,戚继光的幸运只不过是他没有像袁崇焕一样被五马分尸,没有像岳飞一样,父子三人同时被绞死在风波亭上而已,如作为有大功于国的一代名将,戚继光的结局应该说也是悲惨的。

      万历十年(1582年),明朝著名宰相张居正死后,朝中的守旧势力纷纷复辟,打击、废除张居正进行的一切改革措施,而这些守旧势力的总代表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是张居正的学生,因为张居正为人严厉,朱翊钧最怕他。还在他当太子时,只要是听到张居正咱勺声音,就屏声敛气,规规矩矩。所以,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大喜过望。相传他喝了一天酒,睡了两天,以示庆贺。同时,也开始对他的老师大打出手,首先,派人抄了张居正的家,把其家人流放到边疆;其次,废除张居正的一切新法。朱翊钧觉得这还不够,就对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文武大臣,贬的贬,降的降,全部逐出朝廷。

      理所当然,曾被张居正倚为长城的戚继光是朱翊钧最先打击的对象。

      一五八二年底,万历皇帝下诏免除戚继光的太子少保之职,两个月后,又免去戚继光的节制北方四镇的左都督职务;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奉命离开北京去镇守已平安无事韵广东,任巡抚之职,不久,又被贬为都指挥使。

      戚继光见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贬,就觉得再留恋禄位已是凶多吉少了。万历十三年(1585年),就以自己有病为由,向万历皇帝上疏,请求批准退休。朱翊钧一见疏章,立即朱笔钦准同意。于是,戚继光只好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军营去了山东老家当普通老百姓。回家后,靠延师教子,修桥立庙,或整理文稿打发时光,这一年,戚继光还不到六十岁。

      但是,即使退休回了老家,戚继光也没有安稳日子过。不久,朱翊钧又唆使其大臣攻蔷戚继光,说他夸大战功,欺骗国家,沽名钓誉,以干俸禄,说戚家军也并非百战百胜,只是偶尔打了一些胜仗,如此等等。戚继光知道后,半言不发,因为他知道是皇帝的主意,乱说不得。但他作为将军,可杀不可辱,尤其不允许抹杀将壮士们流血取得的战功。所以他每天只好在家喝闷酒,也不与家人谈话,有时也偶尔自言自语地叹气和流泪:“我不要功劳,但也不能中伤我。我转战五省,歼敌数十万,身上负伤十数处,难道这些都成了罪过?”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戚继:光突然心脏病发作,家人把他扶到床上后,只听见他的嘴里嘟哝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声音,也许是表达皇帝对己不公的愤慨吧!第二天早上待家人前去看望时,他已全身僵硬如石了。

      按明王朝的政策,凡有大功于国家的将军,子孙都可世袭其禄,多则十几代,少也有三五代。可戚继光的儿子承袭的还是他的先祖戚祥的爵禄:登州卫指挥佥事。

      封建王朝是残忍的,寡恩的,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戚继光。

      怨死的袁崇焕

      一六四四年七月,随着明思宗朱由检吊死北京景山,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王朝宣告结束。朱由检上吊前怕城破被辱,拔剑砍死了皇后、妃子及自己的女儿。他一边砍一边喊:“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其实,这场悲剧是朱由检一手造成的,是他刚愎自用、偏听偏信而错杀了一个人,那就是明朝后期的忠诚良将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又说他是广西贵县人。他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死于明思宗三年(1630年)。从他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到被冤死。虽说只有短短十多年的宦海生涯,却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惨痛的一页。

      袁崇焕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时代。

      明王朝到了神宗朱翊钧执政,可说是一个转折点。著名宰相张居正死后,朝中再也没有人谈论改革朝政一事了,国势从此一落千丈。朱翊钧又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个皇帝,一生在位四十七年就有三十多年不上朝接见大臣。一天到晚深居宫内与宫女、太监做生意,或派太监负责开矿,自己分红,或:是与宫女在深宫摆货摊子做生意,自己执秤杆。

      朱翊钧一天到晚这样胡闹,国家大事全部交给他最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魏被封为九千岁,人称魏公公。从此,魏党阉竖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把明王朝搞得乌烟瘴气,而老百姓则啼饥号寒,饿殍遍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黄河泛滥,水灾肆虐,千百万百姓无家可归,上万人葬身鱼腹,惨不忍睹。

      这种情况,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当时起义军的主要首领是陕西米脂农民李自成。他因受不了官府的压迫,揭竿而起,投靠了他舅舅高迎祥的队伍。不久,高迎祥战死,李白成接管了他的部队,号称闯王。当时除了李自成外,还有西南的张献忠。两股起义大军攻城掠地,镇压贪官污吏,屡败明王朝的军队。天下又群起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明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就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同时,东北大地上的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则对明朝怀着叵测的居心,虎视眈眈,寻找可乘之机。努尔哈赤在国内创立了一种兵民合一的八旗军事制度,使得后金兵强马壮,声威赫赫。在萨尔浒大战中,后金全歼明朝关外的主力,山海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几为后金所有。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在巩固了东北的政权之后,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出关与明王朝决一雌雄了。

      在农民起义和后金政权这两大威胁中,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政权。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后金政权的首都沈阳和明朝首都北京相距甚近,只要经过辽西走廓、山海关,就可直达河北平原。所以,为了消灭后金政权,明王朝不惜血本,把在关中与李自成作战的部队调到关外与努尔哈赤作战,像左良玉、熊廷弼、洪承畴等战将也都被调到关外战场。

      但是,这些将领无一是努尔哈赤和他儿子皇太极的对手,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因此,明王朝需要一位得力的将领镇守山海关一线,以阻金兵入关,而袁崇焕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升起的一颗军事新星。

      袁崇焕为人性忠梗,好坦然直诉,不避左右,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不畏馋言,敢说敢于。一六一九年,袁崇焕中进士,授福建邵武县的知县。他到任后,除留心民情外,还钻研军事,经常与同僚谈论边防上的形势,对于国家积弱,后金猖獗,常常扼腕不已,闭目长叹。

      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感召,不顾同僚的反对,只身进京,向刚即位的明熹宗朱由校进言,上疏《平金十策》,系统地讲述自己的防御方略。小小的知县在偌大的北京渺小得微不足道,可御史侯恂觉得他是个人才,有胆气、有见识,就奏请明熹宗破格把袁崇焕从地方调到边关搞军事。明熹宗此时也正需要人才,又很欣赏袁崇焕的胆识,就擢升他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边防上的军事调动事宜。

      袁崇焕一到任,就单枪匹马,便装儒服到山海关一带考察边防情况,有时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一个月后,他回京述职汇报,把边防的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哪里可以驻兵,哪里可以阻敌,哪里可以屯粮和防守,了如指掌。明熹宗一听,大喜:“边关从此得人矣。”当即晋升袁崇焕为兵部佥事,监军关外,并拨给他帑金二十万两,命他招募兵马。袁崇焕也不负君望,在关外亲自指挥,整饬边备,修筑城池,先后修复边镇数十处,开疆二百余里。为酬袁崇焕之功,明熹宗升他为将军,镇守宁远,从此,袁崇焕正式成了明王朝的重要边将。

      袁崇焕也十分感激皇帝对他的提拔,决心在保卫边关的对金战争中干出更大的成绩来。有一次,袁崇焕的母亲病故,他接到噩耗后正在前线,就买了些纸钱和酒肉,一边哭一边烧:“忠孝不能两全,只能求母亲的在天之灵宽恕!”

      当时把持朝政的仍是大宦官魏忠贤,袁崇焕曾受此人排挤而闲置十多年。他最担心此人破坏抗金大业,为防止魏在皇帝面前说自己坏话,袁崇焕就预先提醒明熹宗不要听信谗言。

      有一次,袁崇焕回北京向皇帝汇报边关军务时,明熹宗道:“只要能守先王之社稷,你有什么要求,只管奏于朕。”袁崇焕直言不讳:“臣无其他,只有一点,就是陛下不要听小人之谗。”明熹宗道:“卿何出此言?”袁崇焕道:“臣拥兵在外,整天在陛下身边的都是您信任的人,如果我勇敢杀敌,敌人就要仇恨我;如果立下大功,其他人就要嫉恨我。这样一来,诽谤中伤的书信,就会装满箱子;诋毁我的言论,您就会天天听到。自古功臣功亏一篑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不会听这些谗言,君臣才会互相信任,国家才会安稳。”

      明熹宗听后,很赞赏袁崇焕的忠直之言,说:“只要能固社稷北疆,朕岂能误听人言有误祖宗的基业乎?”于是,他向袁崇焕保证:决不信谗,不让流言干扰军事行动。同时,任命袁崇焕督帅蓟、辽、登、莱、天津军务,让他独当一面,放手去干。

      果然,袁崇焕没辜负明熹宗的厚望,像一堵长城一样,矗立在山海边上,使后金不敢越雷池一步,并在关外大败努尔哈赤。

      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辽东的明将高第畏金如虎,见努尔哈赤咄咄逼人,就认为关外守不住了,主张将驻守边城的将士向关内撤退。这是一项非常错误而又愚蠢的战略决策:能守住山海关,是因为有辽东这块战略缓和地带,如弃辽东不守,就等于把山海关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河北必将震动。所以,撤出关外无异于逃跑、自杀。

      袁崇焕听后,坚决反对,气愤地说:“锦州三城刚刚收复,岂能轻易让给敌人?这些城市地处前方,如果我们放弃了,后方的城市也要为之震惊,关内也失去保障,这是亡国丧军之言。”但高第不听,坚持要袁崇焕从宁远撤军。袁崇焕怒气冲天:“要撤你自己撤好了,我是镇守宁远的主将,定与此城共存亡。”高第真的撤出关外,把守城卫关外的任务交给袁崇焕这支孤军。

      在沈阳的努尔哈赤了解到宁远只有袁崇焕一军防守时,大喜,以为是统一关外的时候到了。他就亲率大军,西渡辽河,直扑宁远。袁崇焕见努尔哈赤亲自率军,知道必有一场恶战,就召集诸将商议,决计死守。袁崇焕为激励士气,当场刺臂书写血书,表示血战到底的决心,全军将士见主将勇气如此高昂,个个宣誓效死决战。

      在战术上,袁崇焕针对金军野战是其长,攻城、短兵相接是其短的特点,利用宁远坚固的防御工事,充分发挥箭、石和火炮的威力,使善于骑射的八旗兵难以发挥其所长。努尔哈赤多次攻城未下,伤亡惨重,连他本人也被炮火击成重伤,只好下令撤军,回去后就死了。他死前恨恨不已地说:“我用兵三十年,还没有如此败过。”

      宁远大捷的战报传到北京,明熹宗兴高采烈,手拿战报朝大臣挥舞,当众表扬袁崇焕:“为将有如袁崇焕,何虑金狗?”下玺书奖励,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衔,其他职务不变。

      一六二八年,明熹宗朱由校死,其弟朱由检即位,史称明思宗年号崇祯。朱由检是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即位时十七岁。他很想有所作为,重振大明气象。他上台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把魏忠贤下狱处死,清除了朝中的一部分魏党,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军事上,他倚重袁崇焕。即位后不久,朱由检就把袁崇焕从辽东召来北京,询问军政大计,要怎样才能把北方的防务搞好。袁崇焕还以为朱由检与他哥哥朱由校一样,是个用人不疑的皇帝,就直率地回答:“如陛下能给臣方便条件,五年内当为陛下肃清关外后金势力。”朱由检问是哪些条件,袁崇焕道:“户部转军饷,工部转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同时,陛下还要给我相应的权力,让我见机行事,方可有济。”

      朱由检当面答应了袁崇焕的要求,并把四部大臣:召来,严令他们配合袁崇焕,巩固山海关的防务。为表示对袁崇焕的信任,朱由检还赐给他一把尚方宝剑,一切可便宜处置,同时又特加他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衔。

      按理,袁崇焕可以放心大胆地施展自己的雄才大计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皇帝赐的尚方宝剑最终砍到袁崇焕自己的头上。

      中国古代那些军事大家之所以能立功疆场,最终拜相封侯,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遇上了明君,如果遇上昏君,不要说立功,能保住脑袋已属万幸。而明思宗朱由检却是一个昏君。史书上说他:“有志振社稷,又素自用,生性多疑。”不信人,又好自负,喜臣子阿谀奉承他,这样的君主很容易被臣子所骗而上当。因此,像袁崇焕这种性率直又忠梗的大将是很难与朱由检这样的皇帝同在一条船上的,悲剧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后金首领努尔哈赤中了袁崇焕的大炮而死,死前对儿子皇太极说:“袁崇焕乃吾之劲敌,尔当慎之。”也确实如此,自从袁崇焕镇守辽东山海关后,北方相安无事,后金虽发动过几次攻势,也未占到便宜。因此,袁崇焕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颗卡在喉咙里的硬核。皇太极见攻不下袁崇焕的防线,就想诱降,答应事成之后,许以高官厚禄。

      袁崇焕一见后金使者,大怒:“尔金狗敢诱降?我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要杀后金使者,部下劝他,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袁崇焕道:“斩使以示威。”说完,把后金使者的人头砍下,悬挂在城墙上。皇太极得知后,大恨之,并死了诱降之心。

      皇太极见从山海关的正面攻不破明军的防线,就采取大迂回的战略,避开山海关,绕道千里蒙古大草原,从喜峰口南下,直扑北京,即使不推翻明王朝,也要从心理上给对方以雷霆般的打击。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军数十万之众,绕道古北口袭人长城内,进占遵化等地,然后越蓟州而西,骚扰通化,进围北京。此时的明王朝已成为一个空壳,主力部队不是被调去打李自成,就是调入辽东防守后金。在后金的强大攻势下,巡抚王元杂、总兵朱国彦战死,形势万分危急。这时,朱由检只好命令在辽东的袁崇焕火速回京护驾。袁崇焕接诏后,星夜率军驰人京城,与皇太极大战十几场。皇太极不支,只好北撤蒙古。走时,沿途放火烧了一些民房,抢掠了一些物资,并掳走了一些明太监及宫女。

      皇太极在北京又遇上了劲敌袁崇焕,心里很不舒服:“好个袁崇焕,又使我功亏一篑。”这时,他的军师范文程对他说:“陛下勿忧,杀袁崇焕只在眼前。”并在皇太极耳边嘀咕半天,要他如此如此,皇太极一听,面露喜色,不住地点头。

      于是,皇太极把抓到的两个明朝宦官各押一处,有意放松看管。同时,让手下人故意议论袁崇焕很快就要投降后金的情况。一个叫杨春的宦官听到此事后,不知是计,喜不自禁,以为可以立一大功了。他连夜逃回北京,向崇祯皇帝报告了袁崇焕将要与后金作城下之盟重要的情报。

      这本是皇太极的反问计,想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自己的劲敌,而且实施得也非常蹩足,稍有头脑的人一眼就可瞧穿。

      但就是这么一个圈套却在明王朝内部掀起轩然大波。魏忠贤的余党王永杰、高捷等人乘机向皇帝告了袁崇焕两条大罪:里通外国和目无君上,擅杀大将以立威,别有图谋。并且为了加重告状的说服力和可信程度,还把袁崇焕向皇帝的上疏和工作上的某些失误也拿来作为证据。

      事情是这样的:明熹宗时,袁崇焕刚接手辽东防务。针对敌我双方情况,金军没有大举进攻,而明军也需要时间调整战略,加强防务。此时如果后金想议和,明军可以与后金谈判以争取时间,加强防务,为大战作好准备。主意已定,袁崇焕就上书明熹宗。可此奏一出,朝中哗然。尤其是魏忠贤的阉党更是攻击迭起,说袁崇焕里通外国,想与后金作城下之盟,是投敌,要弹劾他。可明熹宗保了他:“和与战,是将军分内事,他能与朕坦明心迹,患殊可佳,何桌的投敌?”说明明熹宗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其次是关于擅杀大将以立威的罪名。朱由检上台后,为了鼓励袁崇焕,让他放手去干,就特赐尚方宝剑,遇事可先斩后奏。其实,这是一种荣誉,不是权力。可袁崇焕不这么想,他认为既是皇上赐的特权,为了国家就应大胆使用。有一次,袁崇焕获悉据兵镇守渤海东江岛上的总兵毛文龙贪污军饷、广招商贾、贩卖鸦片、强占民女,致使部队战斗力下降,屡败于金兵,民愤很大。袁崇焕为了整肃军纪,提高战斗力,在东江岛视察时,就把毛文龙抓起来,宣布了十二条大罪,然后抽出尚方宝剑,把毛文龙当众砍了。事后,袁崇焕上报朝廷,自请处理,崇祯帝心里想:这小子真敢干,要他先斩后奏,果然有恃无恐。但人已死了,只好表面上安慰袁崇焕几句,但心里已对他很不满意。袁崇焕的这种做法与崇祯帝刚愎自用的个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认为袁崇焕这样做是逆君行为。

      果然,朱由检听了宦官的情况汇报,看了魏党的上疏,认为此事不简单,事出必有因。同时,他把袁崇焕前后所作所为连贯起来分析,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而且明朝多难,后金势大,人都想求富贵。因此,不趁早下手,就悔之晚矣。于是,朱由检下诏要袁崇焕进京朝见,然后趁机把他打人大牢。

      其实,魏党构陷袁崇焕的这两条罪都不能成立:上疏与后金议和是袁崇焕作为边关大将向皇帝汇报工作和提建议,是正常的组织程序,何来的投敌?其次,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从程序上说确是有失误,斩杀将军之事权应由皇帝定决。可毛文龙并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且朱由检又给了袁崇焕这个权力,为了军情的需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崇焕也无可厚非。但是,袁崇焕是与昏君共事,是为垂死的王朝出力,一切都在不正常的关系下运作,所以。他越忠直,给人抓的把柄就越多,罪恶就越大。

      按《大明律》:通敌与逆君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到此时,袁崇焕就是浑身是嘴也不能分辩了,结果他终被昏君及奸党送上了断头台。临刑那天,袁崇焕痛呼冤枉。刽子手见他说话,就用刀在他嘴里一剜,顿时鲜血直喷。然后,刽子手根据崇祯帝的命令,对袁崇焕实施磔刑,一代忠于国家的战将就这样悲惨地五马分尸了。

      袁崇焕死后,辽东再也没有人能抵挡皇太极的进攻了。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不杀袁崇焕,那么山海关可以固若金汤,明王朝则可集中全力打击李自成。同时也就不会有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之举了。所以,《明史·袁崇焕传》里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由清王朝内务府公布的皇太极的反问计真相,天下人才知道袁崇焕是冤死。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