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元时期广东历史概况

  • 发布时间:2016-07-11 21:51 浏览:加载中
  • 一、宋平南汉及宋末广东军民的抗元斗争

    开宝三年(970),宋廷派潘美率军征南汉。次年,刘投降,南汉亡。开宝六年(973),宋军平定各地南汉旧臣的反抗,岭南遂定。

    宋平南汉之初,暂把岭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统称为广南路或广南道。太宗至道三年(997),定全国为15路,将岭南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广西之分自此始。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恭帝投降,陆秀夫、陈宜中等拥立赵 为帝,建立行朝继续抗元,并于当年十一月率二十余万官兵退入广南东路,将行朝迁往新会崖山。与此同时,广南各州府军民开展了长达3年的抗元拉锯战,均先后 失败。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元帅张弘范攻陷崖山,陆秀夫抱少帝赵昺投海,从死者数以万计,南宋至此而亡。

    元朝平定广南后,将今广东境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领15路(州),36县,隶江西行省;海北海南道属今广东者有7个路(司、军),22县,隶湖广行省。合计22路(州、司、军)58县。
     

    二、北人南迁及各种方言的初步形成

    宋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等多次南下攻宋,并先后灭北宋和陷南宋京城临安。长期的战争给中原地区以至江南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大量流亡。其 时,广南东西路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成了中原人士避乱安居之所。两宋期间,大量北方人口迁居岭南,其规模超过了两晋和南朝。南迁的途径,主要是经大庾岭,地 当要冲的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便成了这一时期北人南迁的中转站。南宋初,为逃避金兵而随宋室出走赣南的军民很多过大庾岭后暂止于保昌,继而南下。有的从 湖南境内骑田岭一带越岭入粤北或从江西、福建境入循、梅、潮诸州。此外,有不少从海道南下,止于潮州、惠州、南恩州、雷州等沿海州县。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 安后,张世杰等先后拥赵 、赵昺为帝,率数以十万计的江淮军民从福州入潮、惠、广诸州,败亡后余众纷纷落籍于滨海州县。此为继两晋、唐末后第三次岭北人口南迁广东的大规模移民浪 潮。

    宋代的南移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各县,次为西江下游的高要和今韩江三角洲一带,其余各地均较少。较前代不同的是,南迁人口中,江南籍人口所占比 例较大。这些江南籍人士富有水田工作经验,是开发广南的重要力量;他们中又有不少是官绅,来到广南后创办书院等,对促进广南的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

    历代人口南迁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语言,并同原居民越族人的语言长期接触和融合,形成了颇为独特的方言。由于南迁居民来源地不同,入粤时间不一,入 粤后分布地不同,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体系,主要是粤语方言(广州话)、客家方言和潮州方言。这三大方言体系于宋代初步形成。

    粤语方言:秦汉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南移,主要是定居于番禺一带,“与越杂处”,与原居之越民语言长期接触,后经东晋、南朝以至宋元,南迁广州等地的人口大 增,使用粤语的人更多,遂形成了这一方言体系。这一方言,主要流行于以番禺(广州)为中心的粤中地区和粤西、西江地区,是广东有代表性的方言。

    客家方言:客家的先民是中原地区的汉人,东晋时因避战乱迁至江西,唐末至北宋大量入粤,主要迁于韶、循、惠、梅诸州,南宋以后更大规模南迁。这些客民多聚 居于山区,与外界交往相对少,又有强烈的宗族观念,长期保留大量传统的文化,其语言也保留了较多的中原语音,相对的较为独立,遂形成了以梅县音为准、主要 流行于粤东和粤北客民居住地区的客家方言。

    潮州方言:潮州方言与闽南话极为接近,主要分布于潮汕地区、海南及粤西沿海。中原人迁入潮汕地区始于秦汉,而以唐宋为盛。唐代韩愈刺潮时,潮州已形成其独 特的方言。宋元两代,不少福建士民落籍于海南和粤西沿海州县,于是便有了以文昌音为准的海南方言和雷州方言,与潮汕方言一样,亦属闽方言中的闽南语系。

    三种方言中,均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份,一些语法和词汇上与当代壮侗语有相似之处。这表明,广东的方言乃脱胎于较古时候的汉语,同时也较多的受古代百越语言的影响。
     

    三、广东的进一步开发与经济各业的发展

    由于中原和江淮地区人口的大量迁入,宋代广东的耕地得到进一步开发。珠江三角洲的荒丘、沙坦这一时期得到较大规模的垦耕,并兴筑了不少防洪堤围。堤围的兴 筑加速了三角洲腹地的开发,为珠江三角洲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韩江的下游这一时期也得到整治,增筑州城东厢堤和江东堤,并对旧堤进行补筑,开凿三 利溪引水入海工程,不但减轻沿江堤岸压力,而且还能灌溉农田。雷州半岛则主要是引湖塘水分流灌溉和筑堤防咸,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此外,惠州、循州、南雄 州、新州、琼州等,都建有颇有效益的水利工程。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的兴修,加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粮食总产有了很大提高,宋代广南粮食自给有余,并有粮食储备,稻米还有输出闽浙甚至远销占城。其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特别是水果、花卉、蚕桑等都较前代有所发展。

    这一时期,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陶瓷业。从已经发现的80多处宋代窑址来估计,宋代的陶瓷年产量可达一亿三千万件,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朝,并吸收了北方制瓷的一些工艺。其中潮、广两州的 瓷窑和产品数量最多,质量也最佳。潮州笔架山、雷州半岛的海康和广州西村是当时窑址比较集中、生产规模化的地方,笔架山当时有“瓷都”之称。广东的陶瓷还 远销外国,其中以南海诸国为主,且销量很大。

    端砚。端砚主要产于高要县羚羊峡,唐代时已名声在外,深为文人喜爱。北宋时为贡品。其时,凡在端州做官的,大都私取数倍以至数十倍于贡品的端砚,用以赠送 朝中权贵或亲友,需求量很大,采砚成了高要的一项重要产业。但砚石之采十分艰难,且容易发生人命事故;而且,端砚主要是供给帝王和官僚享用,并未给产地带 来应有的经济效益。

    采矿。宋元时期,广东的采矿业主要集中在韶州,其他州县也有少量的开采和冶炼,主要开采铜、银、铁。北宋由于对采矿业的税收较为合理,且实行奖励制度,刺 激了采矿业的兴旺,产量也高。冶炼技术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如已掌握和应用水冶炼铜。南宋以后,由于粤北、粤东骚乱频繁,矿区受到影响,加上官府管理不 善,矿业迅速衰落。

    铸钱业在北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前广东有民间私铸,内地也有官钱流入,但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仁宗庆历九年(1049),朝廷于韶州设监铸钱,规模 宏大,募上千工匠,“日课千缗”,仁宗皇帝赐名“永通”。英宗治平四年(1067)又在惠州设阜民钱监。其时,广东的这两个钱监的铸钱量分别居全国13个 钱监的第一和第二位,两监的总产达全国的近三成。北宋末,因铜产量下降,只存永通一监,铸钱量仍居全国第一,所铸铜钱亦有不少流到国外。
     

    广东地区在汉代就有官办盐业,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至宋代,广南东路的盐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部门。北宋时,广南东路沿海州县共有盐场 15个,全部由广东路转运司主管,盛期年产51万石以上,除供应广南东、西两路外,还大量运销赣、闽。南宋初,盐场增至26个(其中9个在广南西路境,但 盐场则隶广南东路)。这些盐场均属官府所有,产销也为官府所垄断,政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但官盐往往质劣价昂,又强售于民,便出现了私盐生产和运 销,每逢秋冬农毕,赣、闽等地便有人往来广东贩运私盐。至后期,甚至多有“应用大棹船兴贩私盐”。

    州县治所在宋代也得到修筑。北宋以前,广东各州县的治所还没有建筑城墙,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广州也只有一个狭小的“子城”,且因南汉后主刘焚宫时 遭到破坏。宋代,对广州城进行二十余次的修筑和扩建,建成中、东、西三城,面积超过唐代的4倍,且于城内挖濠共2000余丈,可通舟楫,有利于排涝和防 火,又于东郊辟一番舶避风港,于州城附近建成八大镇。韶州、端州、潮州、南雄州、梅州等在这一时期亦得到修筑,特别是韶州,城周长达9里有余,成为广东仅 次于广州的第二大的城墙。但直至北宋末,广东仍有许多州县的治所只是土城甚至无城池。

    水陆交通亦得到了改善。宋代,广东的地方官吏对许多路段进行整治,如广韶路英州至曲江段、英州浈阳峡至洸口古径、大庾岭南北段数十里,以及粤东的许多路段,等等。内河和沿海航线也有扩展,漕舟增加,原来许多陆路纲运改为“并从水运”。

    水陆交通的整治和沿海航线的扩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宋代,广州仍保持着商业大都会的地位,是各地商品的最大集散地,且于城内已形成专门商业街如米市街 等。与此同时,潮州、英州、连州、琼州等地的商业也日益发达,如潮州“舶通瓯吴及诸蕃国”,连州“人物富庶,商贾阜通,有小梁州之号”,英州则“舟楫所 通……富家乐商贩”。商业活动甚至还扩展到远离城镇的乡村,利于改变乡村的闭塞状态。

    经战乱打击而于唐末衰落了的广州对外贸易,在宋初得到恢复和发展。朝廷对外贸采取鼓励的政策,对来广州贸易的商船采取许多保护的措施,对外国商人也比较友 好和优待。为了管理各地的对外贸易,朝廷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设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因广州的外贸最盛而地位最高。当时与广州通航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较唐 代大有增加,见于记载者达数十处,以大食诸国、三佛齐、婆、占城等为主。进口商品主要有珠贝、玳瑁、犀象、香料、药物等,达40余种;出口的主要有金、 银、锡、帛、丝绸、瓷器等。其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较多,许多人就在广州居住下来。这些商人除一部分“蕃汉杂处”外,多聚居于“蕃坊”,以信奉伊斯兰 教的大食人居多。除广州之外,潮州、雷州、琼州等也有海舶通商。但因绍兴二年(1132)兵祸大作,广州的外贸受到很大影响,广州市舶司也一度暂罢,泉州 的外贸借此机会获得较快的发展,至少于南宋末,其市舶贸易已超过广州。
     

    (一)教育的发展

    宋代,广东的文化事业进步加快。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建立州学和部分县学。

    宋初,广东只有少数的州如潮州、连州等有正规官学,后又建立有高州、新州、封州等几所州学和海丰县县学。庆历四年(1044)三月,宋仁宗颁发了普遍兴学 的诏令,广、韶、英、南雄、雷、琼、南恩等州都创设了州学。徽宗时,朝廷命天下州县皆置学,广东的肇庆府、循、梅、惠、化、康、昌化等州也相继设置了官 学,只有人口极为稀少、发展较为落后的万安、朱崖二军未设州学。县学的建立稍迟,且较少。至南宋时,所有州都建立州学,过半县创建县学。此外,南迁的官绅 士族为了教育族中子弟,开始创办书院,聘名家授徒讲学。至南宋,广东共办有书院33所,主要集中在广、惠、循诸州。元初,广东的学校教育受到战争破坏,但 不久就得到恢复,并继续有县学、书院和乡校的创设。南雄、广州、琼山、曲江等州县还设立了蒙古学,教蒙古人、色目人识汉字。

    官学和书院的发展,扩大了人才培养的范围。宋代,进士的数量较唐代有较大的增加。特别是庆历兴学以后,广东向学之风趋盛,其后人才渐多。宋元两朝,广东共 有进士610人。人才增长在各地区差异很大,显示出了不同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610名进士中,大多数分布在广州、连州、潮州、韶州和南雄州,其他地区 很少。从地区的分布来看,除广州为广东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连、韶、南雄州较接近湖南、江西,潮州较接近福建,这几个州受境外先进文化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而广东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状态,明显是北高于南,东强于西。

    宋代,广东已出现了一些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较突出的有曲江人余靖,增城人崔与之,番禺人李昴英等,至少从数量上大大优于前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广东文化的进步。

    (二)流谪广东的名士

    北方士人南来广东任官职或被贬谪流放到广东,对广东文化进步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宋代曾在广东任职最为著名的是包拯和周敦颐。包拯曾知端州,以其高尚的品 德,为广东特别是端州人民所敬仰;周敦颐为宋代“濂派”理学的创始人,曾任广东转运判官,其理学思想南宋时在广东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两广为唐宋谪贬流放 之所,许多高级官吏和著名学者曾被谪贬广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为广东的经济和文化进步作出了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轼。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 广东,居广东达七年之久。他在贬所期间,与当地人民关系非常融洽,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好事;作为一个大文学家,他在广东期间写了大量优秀作品,对广东的文 化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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